水皮/文

　　我不是一个股评家，但却是一个老资格的股民，老资格的风风雨雨告诉我，中国股市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市场，做股票光讲经济不行，还得讲政治，不仅要讲政治，而且还得结合着经济讲，不讲不行。

　　新中国的股市有始以来，大略可以从1999年的“5.19”行情为界划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探索阶段，一个是发展阶段。这样的划分官方可能是不承认的，但却是以官方的态度来作的分界岭。1999年的“5.19”之前，中国市场基本处在邓小平当年“搞不好可以关”的试点阶段，由于说不清道不白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决策层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证券市场的，内心是鄙视、排斥、打压的。极端的表现当然是1996年底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怎么看待当前的股市》，以及1997年为了给市场降温而连连掷出的“十二道金牌”，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业不准炒股就是这种心态最好的说明。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999年5月中旬忽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危险泥淖，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已经是我们的政治口号，一种似是而非的财富效应在决策层中间流传，始作俑者用美国股市将近10年的长期牛市带给市场繁荣为例反过来论证股市财富可以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投入，从而得出一个荒唐透顶的结论，即刺激国内股市走强从而带动可能预期的高消费，继而刺激经济走出低谷。这种理论最终作为政策落实到股市，导致的就是“5.19”井喷行情，在不足一个半月的时间中，沪深股市升幅超过70%，创造了古今中外证券市场的奇迹，而且保留了1999年全球股市涨幅冠军的称号。在这样的涨幅面前，《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但是与1996年的打压相反，是火上烧油，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股市现在走的是恢复性行情。在这之后更是利好消息不断，不仅券商已经融资扩股，而且股票还可以抵押贷款，不仅组建了封闭式投资基金，甚至设定了开放式投资基金，不仅党政干部炒股开禁，而且国内企业投资证券也没了限制。当然，更重要的是，决策者们突然发现，证券市场是国有企业三年脱贫解困的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完全可以承担长期艰巨的任务，这个原来冒险家的乐园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是我们直接融资的最佳途径。

　　理论上讲，证券市场应该是优胜劣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场所，但是具体到中国股市，这一点不成立。“5.19”之前是因为试点的因素，好企业不会安排上市，“5.19”之后是因为功利的目的，上市的都是困难企业，谁困难大谁先上，即救穷不救急。不够上市条件怎么办，就包装，就造假。所以，这个市场ST、PT充斥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种必然。在这里，资源是被劣化配置的，所以股市的调节反映出来的就是逆调整，谁业绩最次，谁的股价就高，因为次到不能再次的时候，意味着又有一轮所谓的重组故事开始，又可以玩一把“一年绩优，二年亏损，三年重组”的把戏。

　　理论上讲，证券市场还应该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是，具体到中国股市，这一点也不成立。中国经济是全球公认的强势经济，每年保持了8%左右的增幅，作为国民经济中支柱企业云集的上市公司，业绩应该不会次于同期其他企业的发展，理论上增幅应该在10%甚至更高。因为相比较而言，他们的市场融资成本更低，信誉更好，知名度更高。但事实上，沪深1000余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勉强和去年持平，动不动就预警预亏的企业达到100多家，将近10%，平均市盈率在此轮暴跌前高达60倍，这实际上是对未来的严重透支。暴跌是正常的，早晚的事，不可估计的只是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大小而已。

　　理论上讲，证券市场的流通是实现市场功能的基本保证，但是具体到中国股市，这一点也不能成立。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进入市场流通，事实上决定这个市场只能是一个畸形的“迷你”模拟市场。表面上看，这为二级市场的炒作留下了空间，因为流通盘小，启动资金就有限，市盈率也就有了居高不下的理由，上市公司的新股发行也似乎更像供不应求。但也正因此造成了一股独大的现实，大股东永远不能从资本运作的增殖中获利同时也就感受不到被收购的市场压力和股东压力，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甚至独立董事这样的强制设置也只能起到麻袋上绣花的作用，由股权变动而自然生成劣汰机制无从谈起，退市机制也就千难万难。

　　中国股市有太多理论上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在现实中搞得乱七八糟的现象，很多简单的问题在这里被人为地复杂化了。如果要深入追究的话都有利益的阴影在作怪，不清楚这一点，你永远无法搞明白股东和股民的矛盾，投机和投资的矛盾，规范和发展的矛盾，国情和行情的矛盾。

　　积累了太多矛盾的中国股市在迎来它10周年生日的时刻开始了艰难的变革，这种变革对管理层来讲颇有点以今天之我否定昨天之我的勇敢和胆略，而对市场参与者来讲就更多了点信心和意志面临崩溃的考验。很多人注意到了本届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上任伊始的施政演说，周主席明确地向市场传达了“市场的问题由市场解决”的信号，与此同时，中国上市公司的上市也由计划经济的额度制向相对市场化的审核制正式过渡，这表明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感受到了政策调控市场积累下来的政策风险，管理层也终于意识到了作为市场管理者和监督者参与市场活动的严重危害，一个没有公信力的利益超然者当然不可能裁判一场公平的竞赛。不过，这种角色的转变一般的投资者是难以察觉的，他们只是看到证监会在银广夏的查处力度及速度完全迥然于亿安科技的处置，在股市已经暴跌的背景下依然毫不手软地连续公开宣布对三九集团和麦科特的谴责和查处，一点也不担心由此造成中国股市的信心危机，甚至于股市由牛转熊的可怕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传统的政策市正在悄悄离我们而去，而年初又是由吴敬琏先生股市“赌场论”引起的那场著名论战为这一切作了最好的注释。

　　严格的说来，中国股市没有牛熊之分，上窜下跳都是它的生命特征，称其为猴市可能更确切，当然取名“猴市”还寄托着我们对中国股市未来的一种良好预期，不管怎么说在百兽之中，猴是最接近人类的灵性之物，还是可以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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