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一刻

　　5月15日上午，长虹集团新闻中心铃声大作，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咨询电话如潮水般涌来，打探长虹人事调整是否属实。

　　这一变故令长虹新闻中心极为被动，因为公开发布消息的绵阳市政府事先并未跟长虹打招呼。

　　如果事情仅此一端，长虹方面尚不至于手忙脚乱。最令他们难以作答的是，绵阳市政府直接任命了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层，这一任命招致市场人士针锋相对的质疑。

　　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长虹方面一直沉默寡言。

　　市场在张望

　　长虹变阵之所以惊涛拍岸，确有其深刻原因。

　　1999年，长虹遭遇自上市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利润总额由23·２8亿元跌至6·２1亿元，每股收益0·２43元，净资产收益率仅为4·０6%，由此引发了一个严重后果————长虹丧失了近三年的配股资格。

　　更糟糕的是，自1998年底，事事张扬的长虹竟低调示人。就在这500多天里，中国家电业和信息产业变故迭起。在四川，在长虹集团的大本营西南地区，一些彩电厂商兵临城下。自称一直在“韬光养晦”的长虹集团，在面对市场挤压的同时，还承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的强大压力。

　　长虹的工业总产值为四川省近7%，占绵阳市的1／3强，长虹可谓牵一发而动全局。由于长虹1999年的业务大滑坡，四川省工业首次出现负增长。

　　今年3月份，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在一次会议上批评长虹集团，要求必须尽快作出改革调整。

　　在媒体公布了长虹高层人事变动的消息后，股市出现了短暂的微幅上扬，旋即归于沉寂。这表明，市场对长虹这次尚不明朗的改革方案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新班子亮相

　　6月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余家媒体云集四川绵阳，参加长虹新班子亮相的新闻发布会。据说长虹方面之所以断然决定提前召开发布会，除了澄清人事调整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外，另一个目的是针对彩电九家企业结成联盟的深圳高峰会。

　　在主席台上，倪润峰端坐中间，长虹电子集团总经理袁邦伟、长虹股份公司总经理赵勇各率本部要员分列两厢。在他们的背后的横额上，写的是本次新闻发布会的主题：迈向新世界，开创新未来————一如既往地彰显着倪氏风格。

　　率先发言的倪润峰开宗明义，直言本次调整是将长虹按产权关系一分为二，“家业大了，四世同堂肯定不行，肯定要分”————长虹原先奉行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已弊端丛生，产权和权责不明确，成为制约建立“百年长虹”、冲进世界500强的瓶颈。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由此变为国有独资企业，是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持有53·６2%的股份，从产权上彻底划清界限，两个公司各有独立法人，拥有具体业务的决策权和独立的财务权。

　　倪润峰称之为是由原来的“火车头模式”变为“联合舰队模式”。而倪氏本人则不在任何一支舰队上具体指挥，他的身份是两家公司的董事长。

　　对前一段时间媒体的围攻与误解，倪润峰显得有些恼火，他坚决否定了“退居二线”之说，他反复追问：“我现在还是董事长，你们说是在一线还是二线？”袁、赵二人亦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倪润峰仍是长虹的掌舵人，而对外界非议甚大的彩管垄断事件，倪感叹时运不济，因为在“手心手背都是肉”的体制下，变数太多，防不胜防。倪自称自己“不是霸气，是谋气，我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

　　相比而言，新任左右两军主师袁邦伟与赵勇言语不多。

　　但是，如果细细体味袁、赵二人的施政纲领，则会发现，长虹这次紧锣密鼓的调整决不简单，它的背后似乎有更大的力量起作用。

　　路径选择

　　一贯讲究“深算者赢”的长虹，这次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快速反应，看起来有些急不可耐。

　　按照常规理解，任何一个企业战略的调整和组织的转型都必然会受到人事的掣肘或推动，也必然会造成大面积的或轻或重的组织创伤。

　　但是整个长虹内部人士看起来心态平和，风平浪静，并没有出现重大震荡和严重内耗，至少目前如此。

　　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长虹痛下决心，快速完成这次转型呢？又是什么力量使大家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次改革方案呢？

　　赵勇坦言，长虹进入实质性的调整探索大约有半年时间。期间反复切磋，主要的不是观念上的困难而是操作上的困难。

　　最直接的内在动力有三个：

　　一是原先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运作模式，使母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关系出现了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问题，如何确保股东利益，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二是原先混为一体的运作方式，必然有意无意地忽略对长远发展问题的关注，而过多纠缠于当下问题的即时性解决。

　　三是四川省今年确定了26家企业，作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决策层与经理层分开的改革试点，长虹是试点之一。

　　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却存在着大量琐碎的细枝末节需要妥善处理。

　　比如说，管理层要一分为二，花落何处？社会性、服务性的公司当然要由集团来收编，但是它与股份公司应是一种交易关系，这种交易如何界定？再比如原先只有一个综合管理部，现在要一分为二，怎么分？最典型的是动力公司，它现在的客户主要是股份公司，这种服务如何来定价？如果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业务，惩罚性的措施如何制定？

　　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小心翼翼地比较着各种方案的优劣，以绕过可能引发震荡的雷区，又不至于伤害改革方案的完整性。

　　这次调整之所以未引发大的震荡，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相对保持了各业务单元的统一，比如空调器与视听产品，就是整体性地出售给股份公司。

　　当改革方案水落石出之际，产生了一组未能引起市场足够注意力的戏剧性比较：集团公司仅余6家关联度不大的小公司，两千多号人马；而股份公司却拥有集团最优质的资产，有近两万之众。

　　因此有人质疑，集团公司是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集团公司总经理袁邦伟将公司职能界定为投资决策、战略规划、资本运营和监督控制，看起来更像一个投资主体。

　　据说，出售空调和VCD将为长虹集团带来25亿元的现金，加上拥有长虹电子的53·６2%股份，集团财大势雄，完全可以寻找一些成长性较好的小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孵化，为长虹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股份公司，由于赵勇局限于必须寻找与现有产业相关的领域，选择空间不会太大，而在袁邦伟的那里，几乎无局可破，只需大立。

　　飞利浦的影子

　　赵勇所列长虹的三个改革动因，说服力并不算强，因为前两个问题早已存在多年，不足以强力推动。

　　最大的推动力可能来自飞利浦。其次是长虹已被列为国家减持国有股的首批试点企业。长虹所做出的重大调整，有可能是为两者扫清障碍。

　　对外界来说，长虹与飞利浦的合作始终是一个谜。此前每次媒体提及这个问题，公司各方均讳莫如深。这次倪润峰一改常态、毫不讳言，称“近期会有一个结果”，但他拒绝透露具体细节：“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再说就只能发表声明。”

　　早在1998年，飞利浦即向长虹提出了合作与合资的要求。到目前，估计已有七八个月的亲密接触时间了。

　　尽管长虹高层口风甚严，但有些迹象是无法掩饰的。在长虹酒店大堂，“飞利浦”洽谈会的指示牌十分醒目。长虹已组建“飞办”，作为与飞利浦洽谈的专门机构，负责人即为赵勇。该组织拥有30多位精通英文之士。

　　据传，长虹集团有意出让其控股的长虹电器20%以上的股份，所涉及金额超过30亿元。如果传言成真，将开外资公司购买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之先河，并由此间接进入A股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个经典文本。飞利浦一旦入局，必然大大稀释国有股，集团方面套现大笔资金，股份公司投资主体实现多元化。目前，长虹电器有53·６2%的股份为集团所持有，社会法人股仅占2%，余下的都是流通股。赵勇对这种股权结构并不满意，他一直希望有多个影响的投资主体进入。飞利浦的加盟正合他意。

　　这仅仅是长虹庞大计划的冰山一角，有两步棋可能借此顺利出手。

　　一是草议已久的迁都计划。上海长虹大厦的建成应被视为长虹试图外迁的征兆。

　　但是对绵阳乃至四川来讲，对长虹必然会采取措施加以挽留。飞利浦入局，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将加快长虹股份公司迁都步伐。

　　其次，长虹面临一个价值观念的转型，即如何给人才定价。近一两年来，长虹引进的影碟机、功放及家庭影院的工程师已悉数跳槽，高级技术人才成为同行不遗余力挖掘的对象。长虹欲想挽留人才，仅靠精神激励勉为其难。

　　疑虑

　　美的集团的改革方案尤其是MBO(MANAGEMENTBUVOUT，经理层融资收购)，给赵勇印象极深。他承认已进行方案设计，但目前尚不便多言。

　　此外，在赵勇的设计方案中，对技术革命的关注异乎寻常。

　　赵勇认为，随着新经济的到来，整机产品将愈来愈标准化，其技术含量、附加值不断向部品、软件两个层次转移。长虹电器将在现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的关键部品产品，如液晶、激光读写装置、高性能的二次电池等。

　　其次长虹将从一个终端产品提供商向系统提供商、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转移。这是因为，在未来的网络时代，将是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主导的时代，孤立的终端产品制造商将逐步丧失独立的产品定义权。

　　显然，这需要强大的研发能力，单凭长虹一己之力几乎不可能完成，飞利浦能帮助它实现这一梦想吗？

　　至此，长虹变阵的脉络已然清晰。

　　长虹电子集团的成立，一是为解决产权问题，二是想在一张白纸上涂画明天。但是细细揣摩袁帮伟手中的牌，就会发现，尽管很快会拥有大笔现金，但想在短期内有所斩获，可能性不大。

　　而在赵勇的世界里，“重振长虹”的方案尽管开局宏伟，气度不凡，但均为中长期战略规划，近期利好因素还一时难以看到。

　　此外，市场分析人士注意到，倪润峰与赵勇两人对长虹的未来设计并不一致，有一些甚至是根本性的分岐。而公司变革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强有力的领导同盟。

　　对此，赵勇以激烈的措辞表达了自己义无反顾的决心：“我对经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尊重倪先生建议的基础上，我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因为我没办法，除非有人说我只承担60%的经营责任，那我就不会这么干。股东收益不好，他们要找的第一人必然是我，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将毫不含糊，不为外界所动。” 　　

　　据接近赵勇的一位长虹内部人士讲：“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作者：余光和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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