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管理》2001年10月 作者胡泳 周展宏

　　编者按：就像劣币驱除良币一样，不实的信息驱除真实的信息，这比信息匮乏还具有损害性。今年1月，普华永道在调查的基础上，首次公布了35个国家的“不透明因数”排名。中国的分数为87，牢牢地占据了不透明度的最后一把交椅，甚至比俄罗斯还要靠后。观诸中国经济，似乎在不断涌现一些新的事实为这一结论提供佐证：腐败现象触目惊心，股市黑幕层出不穷，法律规章远未完善，会计制度薄弱而摇摆、成为花样文章，许多公司将信息披露视为负担。

　　在商业界，透明度的概念以知识为基础，它意味着市场参与各方对市场信息了如指掌。有透明度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透明度是一个强大的市场推动力量。一个有效市场会定期识别10%的末位表现者并把他们赶出市场，与此同时不断提高平均表现值。

　　而不透明是有成本的。在国家层面上，如果没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可靠的法律和会计保障，如果腐败猖獗，如果不能建立平等的竞技场，资金就会逃之夭夭。在企业层面上，尽管很多企业仍想保持过去的行事方式，但市场却在重奖透明度。

　　不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息为他人所知。这就是所谓的“裸体经济”。在世界四分五裂、彼此隔膜的时候，维护一种秘密文化是可行的，但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透明度是惟一合适的标准。它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价值，任何事情的健康运转都依赖于它。

　　我们坚信，在WTO和互联网这两大力量的作用之下，中国缺乏透明度的状况不会长久持续下去。中国企业将面临一个透明化的过程，透明化的过程也许是一场革命，中国要为此付出“透明的代价”。

　　一，透明度革命

　　透明度是全球一体化时代一种基本的社会价值，任何事情的健康运转都依赖于它。

　　信息赤字

　　中国的三大门户之一网易遭遇NASDAQ停牌，主因是财务报告迟迟不公布，以及重要财务数据透明度不高。具体事件则表现为，为了追求业绩公布时的"好看"，虚报100万美元的广告合同。

　　事态有点严重，对网易和丁磊的批评于是纷至沓来。我们特别注意到丁磊"同一战壕的战友"张朝阳对此的评论："从大局讲，投资者会觉得中国的互联网业在经营方面，以及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存在问题。""这个事件本身其实也告诉国内的创业者，或者是准备走向国际市场的公司，要特别注意的是，公司的成功不只是依赖于市场、客户方面的业绩，还要注意审计透明度、成本控制等其它因素。"张朝阳也许忘记了，他也制造过一个"100万美元"事件。1999年初，搜狐曾经广为散播过一个消息："搜狐1998年总收入为100万美元，80万美元是网络广告收入，20万美元是网页制作等相关收入。"100万美元在当时远远地将网易、新浪等抛在了后面。这个数字在业内颇为令人艳羡，也"凸现"出张朝阳的经营能力。而到2000年搜狐上市时，其NASDAQ招股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搜狐1998年收入为47.2万美元。那么，其余50余万的收入难道人间蒸发了？

　　两个数字中，必有一个不实，而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搜狐向NASDAQ提交的数字才是准确的。原因很简单，从张朝阳此次发表的关于网易事件的谈话中就可以发现："经历了上市这个成人礼后，绝对不能再拿原先的一套手法对待投资人。一旦出现欺诈投资人的情况，必定要受到严厉惩罚。"他称，搜狐在上市以后，非常重视董事会的管理和相关制度、规则及工作程序。"过去几个季度里，搜狐公司在管理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就是增加透明度，增加可预见性。"上市公司成了"阳光下"的公司，就这一点看，张朝阳在进步，丁磊则"掉队"得很厉害。注重财务透明度、保护中小投资者是NASDAQ成功的关键，透视网易事件，可以说，NASDAQ在用一个生动的例子传授什么叫做"透明度"。

　　回顾历史，"透明度"教材亚洲人念起来已不是第一次。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说，那些想获得其援救的国家必须充分加强透明度。在不透明的亚洲文化中，黑箱操作、关系交易俯拾皆是，而真相则被层层包裹。例如，韩国少报了500亿美元的债务；日本银行的坏账高达6000亿美元，较先前的预计多出一倍；印度尼西亚的外汇储备也大大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几乎所有的国际舆论都认为，在亚洲经历金融危机而大伤元气之后，恢复投资者信心的惟一方法就是在整个地区促进透明度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说，亚洲的经济动荡可以归因于"信息赤字"。灾变几乎是在专家们对亚洲经济"奇迹"的一片叫好声中发生的，过时和不实的信息使许多人陷入虚假的安全感中，而日后他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只是在危机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高度的透明性是保障制度稳定的关键。就像劣币驱除良币一样，不实的信息驱除真实的信息，这比信息匮乏还具有损害性。

　　瓦解守护秘密的文化

　　从这些事情看开去，它们显示了一种全球性趋势：透明度(对信息的自愿公开)的提倡者与秘密的守护者彼此剑拔弩张。一度被认为具有私密性的信息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公开，这不仅仅是对信息时代无孔不入的技术的一种投降，而且也是全球化的结果。

　　透明度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也并不局限于商务。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有很多因素使人们对透明度的要求更加迫切。这些因素包括：政府运作更加开放，新闻采访更加自由，检查官和法官更加独立，公司加强了管理，全球经济的扩展增加了对国际审计标准的要求。这些事态发展增大了实行持久的改革的可能性。

　　政府在加强透明度、消灭信息赤字方面责无旁贷。所幸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信息的自由流动。乔治.奥威尔曾经担心有人会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他在《1984年》中描绘了一个时刻监视人们的"大哥"(Big Brother)形象。然而事情发展到今天，信息革命使公民得以监视"大哥"。随着守护秘密的文化一点一点被透明度所侵蚀，公民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监督政府。通信手段的改善使人们更易于协调自发的行动，从而在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企业也义不容辞。十分好笑的是，许多我们最为信任的商业机构也是透明度最差的地方，银行、医院、航空公司无不如此。我们时常把我们的生命和金钱托付给它们而不问任何问题。银行、医院和航空公司一样需经政府批准和管制。传统上它们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很有限。它们提交报告，但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未经发表。就目前而言，公众主要依赖监督机关--和历史表现--来决定是否信任这些商业机构。

　　历史上看，企业的任务是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但在今天，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大大超出传统范围。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的价值更加重视。人们对伴随现代技术而来的不良因素，如空气和水的污染，倍感忧虑。价值的转换激起公众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这种愿望要求全社会统一行动共同奋斗。任何企业的未来都反映于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期望和要求。?以环保为例，企业所做的还远远低于社会的期待。促使企业正视其社会责任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提高透明度。在美国，《紧急计划和社区知晓权法案》明确要求公司公开排入环境中的有害化学品的数量。尽管法案并未限制排放量，只是要求公布有关数据，但它产生的效果却是惊人的。一位化学工业分析家说："没有一位总裁愿意本公司成为最大的污染源。"

　　透明度：基本的社会价值

　　尽管如此，提高透明度的潮流并非不可逆转。企业秘密和国家主权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种规范，不容外人轻易践踏。政府和公司对公开性和透明度的要求会加以顽强抵制，拒绝提供从环境标准到办事程序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数据。?然而，透明度最终会战胜一切"捂盖子"的努力。理由实实在在：政府的时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而等待他们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国际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和武器扩散等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为实施跨境管理对政府来说格外困难，所以，更为明智的是，政府不去强制执行某种规定，而是大力提倡透明度。例如，制定繁文缛节的政策以推广特定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技术可能远远不如建立一个有关设备排污的报告系统有效。个人可以拿到这样的报告，对信息加以分析和编排，并在社会上广为扩散，以引发公民团体和消费者组织的注意。这在国外已经发生。例如，环境保护基金会把美国企业的有害化学品排放量数据放到了网上，并逐步扩大到按国家和地区对污染程度加以排行，用户还可以免费向污染程度高的地方发传真抗议。

　　总部设在德国、专事观察各国廉洁程度的"透明国际"的名头正日益响亮。它是一个致力于反腐败的非政府组织，短短几年内已在70多个国家建立起分支机构，而且正在与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密切合作。透明国际发表一份年度的"反贿赂指数"，由它与哥廷根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哥拉夫.兰姆斯多夫共同评定，对若干国家的廉洁程度打分、排队。透明国际还推出一系列的反腐计划，内容涉及采购改革、假公济私行为防范规则和信息自由法。诚如透明国际主席所说，该廉洁指数"不仅仅衡量腐败程度，它主要反映人们对腐败的看法"。人们越来越不能够容忍腐败行为。过去几年揭露出的事实表明，腐败的制度不仅不公正，而且天生就不稳定。由于行贿行为是秘密进行的，正常的制衡制度就起不了作用，而没有制衡制度的约束，腐败行为就会失控。透明度可以说是腐败的天然敌人。如果以权谋私、接受贿赂的行为受到曝光，许多官员都会变得名誉扫地。而且，贪污腐败事件具有非常高的新闻价值，几乎总被放到头条的位置。从苏哈托到卢泰愚到蒙博托莫不表明一个世界性现象，即腐败行为现在很难隐藏，它已成为一项认真的国际行动所要打击的目标。也就是说，公民们在倡导透明度，因为他们认识到，不透明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而腐败是民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

　　中国：在“裸体经济”中生存

　　透明度(transparency)的对立面就是不透明(opacity)。是否透明事关伦理、政治和文化，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新层面看待这个问题，即不透明的做法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成本？

　　知名会计公司普华永道给"不透明"下了一个专业定义："缺乏清晰、精确、正式并被普遍接受的实践做法"。这家公司甚至提出了一种对不透明程度加以量化的分析模式，编制了所谓的"不透明指数"(the Opacity Index)。该指数对全球一些国家给出了一个复合的"不透明因数"(O-Factor)，考察五个影响资本市场的领域：政府机构的腐败状况；对合同及产权的法律保护；包括财政、金融、税收等在内的整体经济政策；会计准则(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以及商业规章。其中任一领域的不透明都会提高开展商业的成本并影响资金的供应。"不透明因数"越高，表明一国的不透明程度越高；它不仅可以用于计算资本成本，也可以用来估算外国直接投资在一个国家面临障碍的大小。

　　今年1月，普华永道在调查的基础上，首次公布了35个国家的"不透明因数"排名。"不透明因数"的满分为150，代表完全不透明；0则代表完全透明。新加坡的分数为29，成为最透明的国家。这次排名主要研究的是不透明对资本成本的影响。4月，该公司发布了不透明如何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水平的报告，指出，由于资本出逃到透明度较高的国家，最不透明的国家损失了大约1310亿的外国直接投资。

　　普华永道的CEO詹姆斯.希罗说："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在很多关键领域，低透明度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种隐性力量。不透明指数使我们第一次能够将这种阻力量化，并且确定哪一种商业、经济和规章制度方面的'最佳做法'组合可以为发展提供最强大的推动力。"然而，在上述35个国家的"不透明因数"排名中，我们不安地注意到，中国的分数为87，牢牢地占据了不透明度的最后一把交椅，甚至比俄罗斯还要靠后。观诸中国经济，似乎在不断涌现一些新的事实为这一结论提供佐证：腐败现象触目惊心，股市黑幕层出不穷，法律规章远未完善，会计制度薄弱而摇摆、成为花样文章，许多公司将信息披露视为负担。

　　在两大力量的作用之下，这种状况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第一股力量是WTO。加入WTO后，从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来分析问题，中国要解决最惠国待遇、可预测性、透明度、国民待遇等课题。就透明度而言，有三个相关概念：一、制定新的规则、规章时，要有公众参与制定的过程，受影响各方有机会发表意见；二、在实行规则规定前，要以政府通报的形式公开发布；三、明确说明规则规定将如何被运用，要给申诉要求以重新审理的机会。所有规定在整个国家中应该是一样的，待遇也是一样的。中国想要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就要放弃一些自以为聪明的取巧之法，不能把提高透明度视为一个堂皇的矫饰之辞。

　　第二股力量则是互联网。所有的信息网络都创造透明度。这些网络包括广播网，比如，我们通过电视了解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生活，获得了有关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透明信息，"地球村"由此出现；还包括交通网，在这样的网络中，信息流是物流的有力促进因素，一个例子是，美国纽约州中部的伊利运河于1825年开通后，纽约与芝加哥之间的货运成本立刻下跌了85%。可以说，互联网造就了一种"裸体经济"——企业与市场的诡秘面目正在被技术揭开。中国的挑战在于，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力量，把交易过程程序化、透明化，减少黑箱操作，堵塞腐败黑洞？中国网络业的开创者之一张树新说，中国企业面临一个透明化的过程，透明化的过程也许是一场革命，中国要为此付出"透明的代价"。

　　不错，不透明是有成本的。在国家层面上，如果没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可靠的法律和会计保障，如果腐败猖獗，如果不能建立平等的竞技场，资金就会逃之夭夭。在企业层面上，尽管很多企业仍想保持过去的行事方式，但市场却在重奖透明度。市场在寻找那些有良好品牌价值和强有力的产品线、能够持续发展的企业，只有它们才能回报社会。透明度越高，企业越有可能暴露在竞争对手面前，但这是企业的惟一选择——要不断地告诉你的投资人、客户和商业伙伴："我们富于创新，我们的品牌有巨大的价值，我们能为你做很多事情。"由此，不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息为他人所知。这就是所谓的"裸体经济"。在世界四分五裂、彼此隔膜的时候，维护一种秘密文化是可行的，但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透明度是惟一合适的标准。它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价值，任何事情的健康运转都依赖于它。

　　二，财务透明度：消灭黑箱与谎言

　　透明度，也就是财务信息的自由流动

　　网易事件

　　今年7月19日，网易收到纳斯达克证券市场通知，声言网易未能以表格20-F的形式向纳斯达克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呈报年度报表，违反了纳斯达克市场规则规定，打算在7月27日开市时对网易予以停牌。网易随即要求展开听证程序，并获准。此前，网易曾经推迟发布今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并在7月11日宣布2000年财务报告也存在问题，网易8月31日的新闻通稿称："网易宣布对2000年财政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修正，净收入从原来的790万美元下调到370万美元，误报收入为420万美元，实际净亏损2040万美元，比原来的1730万美元上升18%。"经过听证之后，网易自认为停牌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与网易的预测相差甚远的是，纳斯达克在美国当地时间9月4日上午8点52分(北京时间9月4日晚上20点52分)果断地宣布暂停网易股票的交易，并称股票交易将在网易按纳斯达克的要求提供更进一步的资料后才可能恢复。

　　网易事件让中国大陆的投资者眼睛为之一亮，原来还有这样的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如严厉、坚决、毫不手软。中国大陆的投资者以前肯定也曾耳闻在美国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极其苛刻，但这还是第一次目睹自己身边的公司被美国的资本市场处以如此严厉的制裁。也许有人要为网易叫屈，因为在中国大陆的现实是：在2000年的1029家上市公司中，有60家未能在指定期限内发布财季报告；在发布的公司中，有60%的公司提供的是"准财季报告"--仅仅通报财务状况的变动，而不是全景式的表格式的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认为，正常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肯定是能够编制出财务报告的，因为它有足够的财务人员、足够的审计力量、足够的内部管理机制，特别是在企业普遍实现了会计电算化后，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如果不能按时出具财务报告，肯定存在问题，不可能是时间太紧，如果真是后者也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合格——不具备一个上市公司的行为能力。

　　上市公司的透明度

　　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的透明度一向比较低，其公司财务报告里充斥着虚假的、误导投资者的信息，这已经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事实。连朱总理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也是"不作假帐"。然而现实是，这个会计上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上市公司就是做不到。

　　张新民把信息失真分为三类：第一类，财务报告完全是假的，就是骗，根本不顾任何道德和法律，如银广夏；第二类是操纵，即对信息进行歪曲和粉饰；第三类是由于会计人员素质的问题，导致会计报表编得前后对不上。他认为这三类本来应当都可以避免，因为最后有一个注册会计师审计，如果不对就会要求调整。但是在中国大陆一些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报告仍然经不起基本的分析。张新民介绍了一个案例：我国南方有一家上市公司请了一家国际著名的会计事务所为其年报做审计，但是对审计后公布的报告只要进行简单的分析，就会发现一些违反常理的东西，包括利润的构成、资产的构成、坏账准备、各种减值准备计提，基础和比例都不合理。张新民说："一看就知道是先定数字再编报表，这种报告的漏洞分析一个应届毕业生就能做，为什么经过审计之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国际会计事务所到了中国大陆以后，职业道德的沦丧，也是对中国职业会计界无情的嘲讽、蔑视和挑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分析道："我们上市公司做假账都是倒着做……上市公司每年年报的盈利率大都是10%、10.1%、10.2%之间，为什么呢？因为证监会规定只有连续三年盈利10%以上才能配股。所以大家都把账做成10%稍微超一点。"上市公司的信息不透明在募集资金的使用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大股东(或者最终控制方)利用其控股地位随意变更募集资金的用途，把上市公司作为圈钱、融资的工具。今年8月27日，证监会对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新先等14名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并立案稽查。原因是三九医药的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2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96%，甚至比ST猴王大股东历年来累计占用ST猴王的资金还多，严重地侵占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直接威胁到上市公司的资产安全。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中报中都没有披露这方面的任何信息，这与其与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使用的说法也大相径庭，可以说根本无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三九医药的董事会秘书接受中央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还振振有词地说，他相信三九医药大股东的实力，这些挪用的资金肯定能够收回。

　　我们可以把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是在其招股说明书里的各种项目根本就是假的，不过是为了上市而编的故事；第二是想上的项目有商业保密性，但是后面应当有一个投资方向的调整；第三是原来项目策划确实有问题，比如谈判失败、收购破裂。实际上中国大陆目前出现最多的是第一种：圈钱以后，有的被关联方拿走了，如三九、猴王、济南轻骑、吉发；有的没有被拿走，仍然在上市公司呆着，这就导致有些上市公司资产结构非常不合理，货币资金占的比重过大。

　　问题出在哪里？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现有的会计制度已经相当完整了：从会计法上看，财政部颁布了十几个会计准则、一个财务通则，今年还颁布了新的会计制度；而关于上市公司，证监会对信息披露有详细的规定，上交所和深交所还有更细的规定。

　　张新民说，"即使我们的会计制度再倒退五年，也不至于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到现在的状况。关键的问题是，有的人自己脸上贴着我是'流氓'也没有人去管，大家还可能愿意与'流氓'为伍，因为其利益与'流氓'是联在一起的，包括一些学者和中介机构，他们应有的独立、客观和公正都没有了。"因此，对于不合格的财务报告，第一个要承担责任的就是那些为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张维迎认为现在许多中国人都不讲信誉，上市公司不重视声誉，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都不重视声誉，都是搞一锤子买卖。而声誉对于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这些金融中介机构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中介的惟一资本就是它的声誉。张维迎说，"但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相当一部分金融中介可以说是最高水平的骗子。某些证券公司在帮助企业包装，会计事务所在帮助企业做假账，大学毕业生进入证券公司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会做假账。"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之所以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做假，监管机构是难辞其疚的。那些违规的公司和人并不是疯子，而且素质也不低，他们无视法律法规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监管机构执法不严，打击力度不够。张新民说，"这就像走私屡禁不止一样，因为据说走私成功一次能把罚十次的钱都能赚回来。"张维迎说，"不论哪个国家，证监会的惟一最重要的职能应该是保护外部投资者不受内部投资者、不受企业经理的欺骗。但是我们国家的证监会的职能是审批上市公司，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帮助国有企业解困，也就是把做假账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假如某个公司上市后查出有问题，原来的账都是假的；假如出问题后，投资者是可以控告的，有关机构和人员要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证监会究竟是作为审判官还是作为被告？我想，它应该作为被告，因为最后的签字是它的，所以它应该承担这个法律责任。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它又是个审判官，所以在这样一种政企不分的情况下，证监会不可能对投资者进行有效的保护。"张维迎认为发展证券市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我们把证券市场看作是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一种办法，而不是把它当作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最有能力的企业家的融资渠道。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有些政府部门和企业联合起来去包装、去"欺骗"投资者就是自然的了。张维迎说，"甚至不仅是解困，而是扶贫。看哪个地方有困难，就给它批几个上市指标，然后它就可以捞一把钱。比如说，妇联经费不足，就给妇联批一个上市指标，妇联上市指标卖了3000万元，于是就有经费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许多不应该上市的公司上了市，它们拿了钱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没有投资项目，所以许多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或者被用作到二级市场上去炒股票，或者被大股东(或最终控制方)挪作它用，或者就闲置在账上，或者被用来作为其采取不正当竞争的手段的资金来源等等。

　　上市公司的财务透明第一个保障是上市公司内部的财会制度，第二个保障是中介机构的审计，第三个是监管机构的审核，每一个层次我们都有非常详尽的规定，但是最终的表现是每一个层面都被突破了，像银广夏这样的充斥着欺骗和谎言的财务报告也一年年地通过了。确实，近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不少的制假造假的事件，如PT水仙、郑百文、猴王、银广夏、三九药业等，对这些案件的查处不仅是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促进了中国的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但是张维迎曾经有一个比喻：一个演讲者不是面对着听众而是背对着听众作演讲，只是偶尔掉过头去向着听众讲，那么这个演讲者的定位是有问题的。因此他强调证监会的惟一功能是保护投资者，不应该有其他的功能。张新民说，"最近股市受到重创，才唤起了监管机构的一些人的良知，我觉得这来得有些晚了，但还不算太晚。"

　　三，商务透明度：破除分割与臃肿

　　透明度的概念以知识为基础，它意味着市场参与各方对市场信息了如指掌

　　在商业中，透明度的概念以知识为基础，它意味着市场参与各方对市场信息了如指掌。市场存在多个供替代的抉择，由于这些抉择是透明的，参与方可以据此调整他们的市场行为。异常的行为——如人为的高定价或极端的低质量——可以被迅速"隔离"，并被富于竞争力的市场行为所驱除。

　　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透明度的概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价格的透明度。价格会由于地理区域或客户规模的不同而产生很大变化吗？我得到的是市场价还是符合我的期望值的价格？

　　二是易获性的透明度。我现在需要某种产品，可是谁能提供呢？

　　三是供应商的透明度。市场上还有哪些人能提供我要的东西？四是产品的透明度。产品有没有替代选择？

　　假如我们在所有这四个方面都拥有近乎完美的信息，参与市场交易的各方的行为都会发生巨大变化。有透明度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透明度是一个强大的市场推动力量。一个有效市场会定期识别10%的末位表现者并把他们赶出市场，与此同时不断提高平均表现值。

　　对于公司和对于个人来说，信息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因此我们把21世纪称为信息时代。你可以获得信息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在公司、公司在产业链上的地位。一个公司内部或者一个产业链上各个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透明或者说共享程度，直接决定了这个公司或者产业的效率。

　　企业内部流程的透明化

　　美国政府的一个研究报告表明，生产率的提高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都是很低的，但从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开始了奇迹般的增长，生产率的提高非常快，其中主要的原因是IT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结合使得经过加工的信息可以非常方便地共享，人们发现信息只有共享才有价值。IT技术创造了大量的信息，并且能够对信息加工和贮存，而网络技术使得信息可以跨越空间和时间进行共享。

　　思科(中国)副总裁林正刚说："IT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现，但是直到80年代末，人们认为IT技术对生产率的提高还是没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认为IT是大灾难。在没有与网络技术结合之前，IT技术只是提高某个部门生产率的一个工具，只是进行信息处理的工具。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它与IT配合得很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整个企业甚至产业和经济的效率。"企业内部的透明化从形式上看是通过IT技术和内联网来实现的，这方面我们现在谈得最多的就是MRPⅡ、ERP。可以说，在未来的竞争中，没有IT能力的企业将会失去竞争优势，因此近年来，国内许多企业都开始实施ERP，以提高企业内部的运作效率。但是，人们也已经认识到，增加IT能力远非购买一个管理软件、建一个内部网能够解决的，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文化和企业最高领导人的决心。基于IT技术的业务流程再造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正如《流程再造走到尽头了吗？》(详见本刊2001年8月号)所指出的，这个革命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显示，70%或更多的再造实际上使企业运营更为恶化。流程再造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忽视了人在商业环境中的主导作用，而倾向于把企业作为一个可编程的机器来改造。

　　林正刚认为透明化或者说信息化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文化，信息系统只是一个管理体制，而文化才是灵魂。他说，"思科有一个文化是速度要快。如果你不快的话，信息系统就会来催你，如果你再拖，你的领导都会知道。因此信息系统是一个管理体制，它确保你把这种文化建起来。企业文化是实实在在的，假设你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公司，需要进行职位的调整或变化时，员工就会想出种种的借口来拒绝这么做。但是在思科，系统每几个月都会改组一次。"流程透明化涉及的最敏感方面是权力的透明化和重新分配，因此上ERP或者其他的信息系统是一个一把手工程，一把手不能亲自挂帅、亲自督阵，其失败的概率将会非常高。联想在实施ERP四个月的时候，曾经陷入僵局，当时柳传志召开了一次恩威并施的会议。在该会议上，首先柳传志表明了他的决心；其次，让实施工作中的关键人员立下了军令状；再次，对项目的主导人员也进行了调整，由以IT技术人员为主导变为以业务人员为主导。可以说正是这一次会议保证联想的ERP得以顺利完成。

　　林正刚说，"钱伯斯(思科CEO)经常会问你，为什么这个不在网上，为什么那个不在网上，作为总裁，他一直在身体力行地推动我们的网络化进程。我到思科近三年了，每几个月都有新的东西上网，而且这种改变现在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趋势。我们所有的信息都在网上，每一个交易都在网上，包括最原始的销售信息，任何时候，我们都能够知道公司销售员手上有多少项目。钱伯斯如果想知道我们这里的一个普通销售员的销售信息，他也可以在网上看到。每天都能够知道昨天有多少合同，有多少金额。为什么别的公司做不到，那是因为他们的信息系统还有很多的人工干预在里面。老板要看数据，就赶快弄报表，然后再输入计算机送给他。道理是很简单，但是实施起来一点也不容易，我们的信息是实时的。"信息化之后的公司中，权力的大小主要体现在你能够接触到的信息的多少——也就是说，公司对于你来说透明的程度。下级对于上级是透明的，对钱伯斯，思科所有员工的信息都是透明的，只要他想看，他就可以随时获取。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透明度则根据具体的业务关联来决定。本刊2001年8月号情景案例(《事业部与分公司：该听谁的？》)中所出现的分公司经理不愿向总公司公开其销售信息、销售员不愿向分公司经理公开信息的状况，在思科的信息系统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管理上，有一些原则是必须遵守的，信息系统能够帮助我们遵守管理的原则，但是你也可以通过人工的干预来突破这些原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装上信息系统之后，文化不进行相应的变化，那么系统很可能沦为一个漂亮的摆设。许多实施流程再造的企业，二到三年之后又恢复到再造之前的状况也正是这个原因。

　　企业间交流的透明化

　　企业内部透明化之后，合乎逻辑的推理就是企业间的透明化。企业内部的信息共享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必将进一步提高整个产业的运营效率，但是这也必定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企业间交流是一个复杂的劳动与信息密集型过程。过去企业对这样的合作过程实行的是人工处理，效率变得十分低下。在合适的时间内把合适的信息送达合适的人，想在单一大型组织中做到这一点都十分困难，更不必说在多个企业中协调了。而互联网具有一种自助的特点，企业如果善加利用，可以大大提高企业交流的效率。这里所说的交流不仅仅是指买卖关系，而是包括一切可能的合作行为。将企业间信息和流程通过一个共同的电子管理中枢予以传导，将会造就前所未有的高效，并提高流程透明度。

　　直到企业间流程变得透明之前，你不知道什么是你不知道的。以供应链为例，企业无法对产品的配置和数量加以精确规划，库存常有积压，由此导致供应链的臃肿。许多供应商不清楚客户何时和怎样使用它们的产品，不得不建立库存以应付各种局面。买方在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也无力迅速找到供替代的供应商。商务的所有参与者都愿意以信息取代库存。以网络为基础的供应链能够使各方共享信息，针对市场迅速作出调整。

　　大多数供需链中的商流都意味着一长串复杂的步骤，这些步骤中的大部分对链条中的有关各方都是不可见的。利用电子化手段令这些步骤变得可见，将会为上下游企业创造一个改善、重组和优化的机会。简化企业间流程，消除臃肿和手工作业，协调物流，随时按照市场条件而调整自身，这样做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供应链的透明对产业和经济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现在，人们第一次能够实时观察市场需求及整个供应链的现状；以前，当人们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存货：一些生产商甚至要求供应商保持120天的存货。令供应链透明的目的就是学习戴尔和思科的商业模式——按订单生产。

　　企业间的透明化是要建立一个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的每个企业都具有类似的文化，都愿意把自己的信息与其上下游的企业共享，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市场价值链或者说价值网。愿意把自己的信息与他人共享是一个很大的观念转变，因为以前这些信息可能是商业机密。比如任何软件都会有BUG，但是许多公司都把它作为秘密，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软件提供商就应付你，或者是答应处理，但是一般要等到下一个版本再进行修改或处理。林正刚说思科如果发现自己的软件有问题，就把它公布在网上，如果有解决办法也会放在网上，客户可以自己去下载。

　　企业间透明化的最大挑战仍然是文化，自己的企业文化容易控制一些，但有时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了。如果一个企业建立一种文化都那么痛苦，那么你要去影响别的企业，让它们也具有相同的文化，然后将这些具有相同文化的企业建成一个市场价值链或者价值网，这个过程又何其困难！

　　现在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不是说你一个人成功，而其他的人都死掉，人们讲得最多的是双赢、多赢。比如说海尔，如果它不能够建立起一个在全球有竞争力的供应商体系，那么它也无法真正与全球最强大的企业相抗衡。再比如中国的汽车行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零部件供应商体系，那么中国汽车制造商也不可能与世界上著名的汽车制造商进行竞争。在这个时代，没有企业能够单独获得成功，要获得成功必定是一群企业。因此如果你是一个行业的领导者，那你就有一个很重的任务——教育，你要教育你上下游的企业。

　　林正刚说，"没有别的办法，你要去教育他们，慢慢地培养合作伙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总裁整天出去讲课，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生态圈、新的市场。你看张瑞敏干什么，他说，第一件事我要建立一个文化，第二件事我要宣传这个文化。他讲句话可能是在企业内部，但是以后，他肯定也到外面去宣传。如果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文化，机会就很大，都做自己所擅长的事情，你的核心是他的非核心，各方精诚合作，而不是低档次地重复。"

　　四，资料:

　　1.2001年1月，普华永道对35个国家和地区的"不透明因数"排名见www.opacityindex.com/ind_whatwhy.html

　　2.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领域的不透明度对比见www.opacityindex.com/ind_theindex.html

　　3.渝钛白如何利用会计准则操纵利润

　　2000年6月23日是PT股票特别转让不设跌幅限制的第一个交易日。这一天，8家上市公司的10只PT股票中，9只一片惨绿，唯独PT渝钛白不仅拒绝下跌，而且涨停报收，上涨0.38元，涨幅5.05%，收于7.89元，成交13605手，成为10只PT股票中最为活跃的一只，叫一些关心PT股票走势的投资者看傻了眼。

　　渝钛白有什么利好消息呢？渝钛白发布公告称，拟将其所属的硫酸生产线、自备水厂、热电厂、运输车队及职工医院、宿舍、闲置的厂房土地等非经营性资产(账面值1.14亿元)和所负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本息合计7.48亿元)，以零价格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属下的重庆化工厂。而且，公司与重庆市巴南区农村信用合作社签署了《还款付息协议》，信用社同意将利率差额442万余元予以豁免。根据当时适用的《债务重组》准则，债务重组的收益计入当期的营业外收入，这样渝钛白就通过债务重组提高了净利润。

　　"郑百文"在2000年也是依照PT渝钛白的重组思路，通过债务重整，也就是债务的减少乃至豁免，公司获得了巨额重整收益，公司业绩大为改观，为该股的投机炒作提供了很好的题材。

　　正是因为会计准则中的一些规定给了上市公司操纵会计数字的空间，所以财政部在2001年初又颁布了3项具体会计准则，并修订了5项具体会计准则。新修订的准则中用账面价值代替了公允价值，债务人的债务重组所得也不能计入当期收益。

　　4.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

　　2001年新修订的准则中用账面价值替代了公允价值。何谓公允价值？它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通俗点说，你去市场买菜，菜农开价5元，你还价4元，最后4.5元成交，这就是一种公允价值。而账面价值是指该项资产的原始成本扣除折旧、摊销及相关准备等后的价值。显然公允价值比账面价值更能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公允价值也是通行的国际惯例。

　　但是这给了上市公司很大的操作空间，为了保住配股资格，为了不被ST、PT，公司就可利用公允价值做文章。一张破桌子，价值数十元，非说是某某名人的遗物，价值连城，要卖一百万。另一方说值，用价值相当的货物交换。这样就可以在账面上制造出可观的利润。交换的双方往往是关联方，上市公司有难，控股的集团公司出来解救，无非是钱从一个口袋放到了另一个口袋。

　　5.说"共同语"还是"中国话"

　　1992年的会计改革出台了会计准则和财务通则、分行业的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简称"两则两制")。此后，财政部就着手制定具体会计准则，先后拟订了30余个具体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形成了3辑白皮书。但直至1997年，财政部才颁布了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因为证券市场出了问题，"琼民源"利用关联方交易大肆欺骗股民，这一事件催生了具体会计准则的出台，这也昭示着会计准则与证券市场的紧密关系。

　　在随后3年中，财政部先后又颁布了《现金流量表》等9项具体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被认为是救火式的，在救证券市场的火，证券市场出了问题，会计准则就出来救火，几乎每个具体准则背后都有一段上市公司的故事。上市公司利用制度真空去进行数字游戏、粉饰报表，会计准则就出来弥补不足、堵漏洞。2001年初颁布的8项准则也是致力于"救火"，比如针对"渝钛白"、"郑百文"之例，对《债务重组》准则进行了修订。

　　新修订的8项准则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主角是证监会和财政部会计司，争议的主题是会计准则应该更接近国际惯例和还是应该更重视中国特色。

　　证监会认为，中国的会计准则应该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要加入WTO，会计信息是商业活动的语言，做生意语言不通怎么能行，所以会计信息的规范要与国际惯例接轨。不能因为一些企业作弊就放弃公允价值，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会计规范的滞后将会阻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会计司则更强调中国特色，主张在考虑中国国情的前提下，积极与国际惯例协调。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允许采用操作空间很大的会计准则，否则只会引发更多的虚假财务报告，引起证券市场更大的动荡。"我们绝对地拥护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我们绝对地努力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使用'共同的商业语言'，如果禁止'使用中国话'，做不到！不是中国的会计人员做不到，而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做不到！是中国目前的证券市场极不规范的状况做不到！"也有人持中立态度，认为会计司与证监会都有偏颇之处。会计司考虑中国国情没错，但是现在的会计准则制定思路似有疑问。中国的上市公司不过上千家，更多的是非上市的企业，而且出了问题的上市公司也不过几十家，难道就让这极少数公司的问题影响适用于全部企业的会计准则吗？由于一般企业很少涉及非货币性交易、债务重组等业务，很多企业的会计人员在学习会计准则时都感觉到准则离他们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会计准则的制定并不仅仅是会计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各个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因为会计准则有经济后果，涉及到各方的利益，所以每个利益主体都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来提出建议，只有了解建议者的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建议。从这一点上讲，会计准则的制定是政治过程。对于准则的制定机构，一直有民间团体与政府组织之争。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在政府组织间也是被争夺的对象。

　　6.联邦快递：充分的商务透明透明度是信任的基础。

　　怎样才能产生信任？不是靠声称"我们是值得信赖的"，而是靠披露信息。

　　让我们分析一下联邦快递公司的例子。在该公司成立之前，邮局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垄断地位；现在在某些邮递业务上它仍然依法进行垄断。在联邦快递公司发展早期，它发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广告宣传，唯一目的是解释它是干什么的--它建立了一个由中心向外辐射的例子，任何东西都经由总部孟斐斯发送出去；它拥有自己的飞机，专门为它的客户服务。"你可以信任我们。"它向世界许诺说。一夜之间就能送达！言出必践，不容置疑！你不必腰缠万贯八面威风，也能使用联邦快递公司的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联邦快递公司说到做到。

　　然而公司做的事情还不止于此。它回答顾客的电话；交付收据；不论什么时候打电话它都清楚你的包裹在什么地方。除了增强服务的信任感以外，联邦快递公司还赋予顾客同公司互相作用的能力，这是它战胜邮局的真正武器。在邮局，当你投寄某件东西时，就好比把它扔进一个黑洞中，同时希望它会在目的地重新出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人们多花了一大笔钱。

　　联邦快递公司支付巨款向人们提供可靠的服务。它使用庞大的计算机系统管理所有的数据，跟踪每件包裹，知道在什么地方把它们拾起来，什么地方把它们丢下去。它的计算机几乎和它的飞机一样重要--以前管理这些计算机的人是吉姆.巴克斯代尔，后来成为网景公司的老板。

　　在孟斐斯的呼叫中心，联邦快递公司雇佣了上百人回答电话。这些人坐在一个个小隔间内答复顾客的提问，通常利用一个跟踪包裹的巨大数据库来查找信息。他们熟悉客户的地址和邮政编码，并能够计算出投寄到任何地方的邮费。该中心还负责管理与公司有特殊关系的许多大客户--这种关系通过优惠服务、特别投递协议和其他类似方式体现出来。

　　但在几年后，虽然包裹的数量持续增长，中心的人手却没有增加，现在顾客可以自己进行数据库查询，而不必再依赖于呼叫中心的中介人，顾客拥有了控制权。同时，顾客可以准确地发现自己的包裹到了什么地方：它在不同的收发地点都被扫描进数据库中，顾客可以得到一系列报告；每份报告都显示谁在什么时候拾取了该包裹。顾客信赖联邦快递公司，因为其本人清楚地了解发生的一切情况。

　　新浪编者注：本文为作者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本文观点纯属作者个人意见，与本网站立场无关。所有媒体及网站要转载，请致电：(010)62630930转5151联系。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新浪财经频道的支持与合作，欢迎踊跃投稿。(附：新浪网财经频道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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