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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我国处处效法苏联，稿费也学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标准定得很高，《青春之歌》等畅销书作者可以拿到五六万元的稿酬。当时北京一座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而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丁玲、周立波则把巨额奖金全部和部分捐给了作协。作协把两项捐款合在一起修建了作协幼儿园。
阎纲，1932年生。1949年参加解放军宣传队。1952年调干入兰州大学。1956年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1986年调中央文化部《中国文化报》。
编辑的报刊有：《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文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热点文学》。出版的评论集有：《文坛徜徉录》《文学八年》《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等10部。出版的评论集有：《文坛徜徉录》《文学八年》《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等10部。出版的随笔杂文散文集有：《冷落了牡丹》《一分为三》《惊叫与诉说》《座右鸣(勿错为铭)》《我吻女儿的前额》等8部。《我吻女儿的前额》获首届冰心散文奖。《三十八朵荷花》获2004年《人民日报》文艺部和团中央宣传部等设立的感动中国的爱情故事奖。
十年前有记者问了我十个问题：
问： 你成功的经验和秘诀是什么？
答： 才分不我，无论成功。
问： 你最喜欢读什么书？
答： 《辞源》、《辞海》、《百科全书》。
问： 你最大的嗜好是什么？
答： 我的诨名胃亏面，再加上音像和说笑。
问：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答： 虚与委蛇，谋财害命。
问： 你是如何处理周围人际关系的？
答： 好心待人，不整人的都是好人。
问： 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
答： 醉卧书林，寄情电脑，指天划地，含饴弄孙。
问： 你喜欢和什么样的异性相处？
答： 不带异性偏见的异性。
问： 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 生前有血气，身后有骨头。
问： 请你对想成名的人说几句话。
答： 大音希声，大器晚成。
问： 你是怎样看待金钱和名利的？
答： 安贫乐道，钱不烫手。
君子固穷！我一介书生，身无长物；人称作家，写不出畅销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财富何有予我哉！
但作家总要写作，写作就有收入，或多或少，也算财富。我是指稿费。
在解放区，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穷得叮当响，没有稿费一说。后来，边区政府尊重作家劳动，发边区票，延安城的作家，可以拿上票票进馆子，请朋友高高兴兴吃上几碗羊杂碎，味道好极了。
解放进城了，以货币的形式付稿酬，而且对作家不征税。1951年出了一件大事，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奖金归个人所有。丁、周高姿态，一个把巨额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个把部分奖金也捐给作协。作协把两项捐款合在一起修建了作协幼儿园，买了幼儿园的设备如桌椅、板凳、床和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我的儿子阎力、女儿阎荷都在作协幼儿园里长大，是直接的受益者。直到现在，作协的老同志们还说：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作出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幼儿园，最多的时候，要收一百多个孩子。别看‘丁陈反党集团’搞得丁玲不像个人样，可是丁玲这个人把金钱看得很轻，这点不容易！
五十年代初，我国处处效法苏联，稿费也学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标准定得很高，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好时候了。那时，书的品种少，每本书的印量却较大，往往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五六万元的稿酬。后来，有人提出作协拿稿酬的驻会作家不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了，丁玲第一个带头响应。当时北京一座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用《三里湾》的稿费买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间用他诗集的稿费买了紧挨着后海的房子，是个小四合院，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互相连通。
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到了下半年，出版社停止给右派分子发稿费。艾青就碰到这件倒霉事。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右派分子的稿费，作家协会也停发艾青的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好在艾青事先已经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拿到手，但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夫人高瑛问艾青：你的书不准出版了，文章不准发表了，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钱花完了怎么办？艾青说：不必想那么远，活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有朝一日真的没饭吃了，我就到中南海门前给他们去要饭吃。
反右末期，张天翼等作家带头提出不要稿费，作家们热烈响应。记得作家协会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的会议室贴满了大字报。
反右之后，又开始发稿费了，我所在的《文艺报》编辑部，稿酬一般是千字十元、二十元，茅盾等前辈知名作家最高开过40元/千字。三年困难时期，稿酬降低，困难过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但稿费标准尚差强人意，我1964年底出版一本小册子《悲壮的［红岩］》，得稿费四五百元，还清了一切债务，尚有节余。
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之后，即恢复稿费制度，虽然低稿酬，但聊胜于无，作家欢天喜地。进入八十年代不久，稿费收税了，以800元为线，渐渐地，人言啧啧，啧有烦言。1984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稿费太低税太高》，大意如下：
我国实行低稿酬，现在是低低稿酬。
为什么变成低低稿酬？稿酬标准跌了，物价涨了。
再加上所得税费较高，一本书惨淡经营有幸出版，实际所得不过寥寥，作家叫苦。
低稿酬又加上低工资，作家很难富起来。
《创业史》三十多万字，出版以后，按当时低稿酬的标准付酬，柳青变成万元户，他用这笔款子捐了一座公社医院。现在出版《创业史》那样厚的一本书，稿酬三千多元，缴纳所得税六百多元，不算请客吃饭答谢亲友，得大洋不过二千多。而这样一部书能够写成，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煞费苦心，多少个日日夜夜呀！
柳青当时在前门汽车站五分钱买的冰糖葫芦，现在至少一毛钱。
发表之后，反应热烈，好几位作家捎话、打电话表示声援。他们当时共同的心情是：对写稿没稿费、到写稿有稿费的变化额手称庆，对国家财政一时有困难、稿费定得偏低也充分理解，对纳税，义不容辞，只不过税率相对偏高，与稿费的低标准不成比例。
紧接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有作家将这一问题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胡耀邦同情作家，向相关部门提出交涉，建议减税，未获支持。税收面前，人人平等，党的总书记也只有建议权。作家再没有什么说的，四个字：依法纳税。过不久，规定劳务报酬所得税的税率不变，稿酬所得税的税率却有了新的算法，即适用20%的比例税率，但按应纳税额减征30%。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时候，评委们阅读将近千万字的长篇小说，快要把眼球瞅斜了，可是，每位税后荣获劳务报酬九百六十元，我看评委们的脸色有点阴沉。超过八百，就得纳税，没说的！
作家们不但依法纳税，而且慷慨解囊，特别热心公益事业，令人十分感动。就是茅盾先生，弥留之际，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用他的稿费积蓄举办茅盾长篇小说奖，坚持至今，誉满海内外。
去年年底，《杨守松文集》出版，我惊异地发现文集的第十一集中，开了一个从1981年--2001年的《稿费及奖金清单》，竟占地二十多页。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作家稿费何其低，而精力投入以及风险投入何其大也！一篇不长的报告文学《救救海南》弄得作家又何其苦啊！《救救海南》的稿费是我1989年办《中国热点文学》时亲手开给的：1960元，高过稍前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海南大气候》520元近四倍。但二十多页稿费的总合不过283563.16元，不但包括40810元的奖金和两件奖品的估价在内，还包括3万多元的私房钱在内。这是一个业余作家从1981--2001年二十年的写作所得啊，难道不是一块新时期作家稿费状况的活化石！我当年在南京时同朋友们议论过杨守松，他要是当年下海的话，如此一个聪明能干之人，二十年干下来，情况可能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当然，仕途、文途、商途，各有各的难处，到头来保不齐赔个精光也难说。
巴金从来不领工资，年轻时办出版社时也不领工资，却将稿费等等收入捐赠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艰难困苦，玉成其事。老作家九十六岁时，亲睹该馆于建国五十周年建成开馆。如此义举，能不震惊！
1998年，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郑重决定，将全部税后的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好学上进，回报社会。现已积累200多万元。而杨绛，自1952年工资定级到1987年退休，级别从未动过，却把她一字一句琢磨出的劳动报酬倾囊捐给穷孩子们上学，工人师傅闻讯后激动不已。
王蒙用《当代》付给他的十万元奖金设立《当代》青年文学奖。
女作家叶广芩向记者透露，她将在著名的道教圣地--自己挂职的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景区自费兴建文学院。又悉，她已将近年创作所得计50万元全部投入文学院的建设。想想看，叶广芩既然现在将稿费所得无私奉献，难道她当年稿费纳税还有犹豫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年4月，参加洛阳牡丹花会。登台就座之时，人群蜂拥而至，气氛突然紧张。定睛一看，原来是警察护送一位贵宾慌忙走来，仔细打量，是位专程来此推销化妆品的电影明星。看花的人丢开牡丹不顾，呼啦一下子围上去穷追不舍。人潮越滚越大，战线越拉越长。责任重大的警察一边一个驾着、一前一后护着，为明星艰难地开路，其势如龙腾虎跃，其险如大军压境。明星登上观礼台后，忙坏了手执话筒的记者和帽檐歪戴的摄像师。我敢说，威风远胜于莅临大会的上级领导。
我厌恶地离开这闹剧的中心，去潞泽会馆看斗鸡。两只鸡的脖子已经血里糊拉，却依旧的勇敢和残酷，像重量级拳击已经坚持到第十二个回合那样。看，那只鸡开始反攻!听，乱哄哄的，又是好多警察像抓小偷一样护着星婆蜂拥而来，人们颠狂地簇拥着、喊叫着。奇怪，怎么又遇上了？警察不算粗暴地把我推到一边。
在尾随者的心目中，她是个做大生意的明星，在我心目中，她是个税款纠纷不断的富婆。你们紧追不舍，我躲还躲不及呢！
我对明星舞台以外的各种表演不感兴趣，我只觉得我们文艺界不要铜臭味十足从而爆出丑闻。人们不禁要问：相当多的艺术家为什么难过纳税关？他们的人品和声誉跑到哪里去了？
我相信，文艺家谁也不会忘记两年前召开的第七次全国文代大会，以及会上朱基总理给我们作经济形势报告的情形。报告一开始，总理就将我们这些人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并说他是读着进步作家的作品走向革命的，因而，对文艺家们尊重有加。也是在此次讲话中，朱总理回顾了多年来国家实施的经济政策，如何扩大内需，度过亚洲经济危机，取得国民经济较快的发展，告别时指出：我国税收形势很好，今年的税收情况非常好，到本年年底已经完成税收多少多少……他兴致勃勃地接着说：我兜里现在有的是钱！兜里有钱、心里不慌！兜里有钱，说话腰杆就硬！兜里有钱，就能办一切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兜里有钱，就给你们涨工资！……掌声鼎沸，朱总理和数千名文艺家一起痛笑，激动不已。
我当时也非常感动。我想，我是作家我写作，我不缺德我纳税，我是国家的纳税人，我理直气壮地享用社会的公共设施并获取政府给予的劳动报酬。一个作家的纳税意识同一个作家的公民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纳税光荣，逃税可耻。
作家照章纳税不假，不过，说实在的，出版社开给你的稿酬已经是税后，想逃也逃不了。尽管税后的稿费所剩有限。比较而言，艺术家纳税的记录不佳。其实，偷逃税款的多是演艺界的大腕。也不否认，作家纳税意识一般比大腕们要强。腕儿们无论是影视大腕，还是歌坛明星，其所以偷逃税款，一是为富不仁，二是有空子可钻，比如他们提供的只是收入的极少部分，大部分却是不易掌握的劳务报酬收入、广告收入、表演收入、影视收入、著作收入等。谁不知道，从主持人到小品演员，从泰斗到角儿，从通俗歌手到民族歌手，每场演出要价多则几十万，少则好几万，但相当一部分人要求个人所得税由演出主办方以演员的名义代交，结果，出场费变为税后价，明星的演出费一分没少拿。
马克思说：税收是国家的乳娘。多少事要靠政府财政拨款啊！而国家财政收入的90%以上源于税收。就税收为国家积累财政资金的职能而论，税收已经成为掌握在国家手中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意图的重要的经济杠杆。有了税收，国家就能发展经济养活各项文化事业，包括养作家、艺术家。所以毛泽东曾经说过：你们(作家、艺术家)不下去，我叫一个团赶你们下去！这是明摆着的事，国家养着你，你就得好好为国而歌唱，就像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里那句有名的戏词：叫你唱来你就唱，你要不唱--他就不管饭！
总而言之，我所了解的文学界，特别是读者爱戴的作家们，慷慨捐赠，共襄盛举，照章纳税不在话下。因此，人们眼睁睁地盯着艺术家朋友们，尤其是财大气粗的演艺界的腕儿们，面对那些吭哧吭哧爬格子的作家们，你们要不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更体面呀？
人们不会忘记那年抗洪和当年抗非典时中国作家、艺术家慷慨捐赠的动人情景。人民艺术家的良心未泯，他们不是富婆胜似富婆他们没有忘记人民、他们爱人民，他们也将继续为人民所喜爱。
作者：阎纲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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