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乃菱

　　俄罗斯东正教的基里尔都主教于2月1日在盛大隆重的庆典中祝圣为新莫斯科牧首，成为俄罗斯境内境外1.65亿信众的精神领袖。以他长期的外交经验和正统神学造诣，东正教会在他的领导下，会迈出一个什么样的步伐，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和政治权力又将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为各国观察家瞩目。

　　基里尔在前任阿列克谢12月15日辞世后就担任代理牧首，1月底在由七百多个主教和平信徒组成的教会会议中高票当选。这是前苏联解体后首次选出的牧首。莫斯科牧首掌管原苏联境内的东正教徒，他的权威是宗教、文化、政治力量的结合与延伸，是斯拉夫民族认同的主要标志，也是俄罗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软权力重要的一部分。

　　现年62岁的基里尔，俗名弗拉季米尔·古迪亚耶夫，出生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的一个教会知识分子世家，父亲、祖父都是神甫，在斯大林时代受过迫害。年轻时发愿献身教会作为僧侣，取名为基里尔。当时列宁格勒的尼科蒂姆斯都主教目睹天主教罗马教会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以后做出的教会改革，遂产生了很多对东正教会改革的想法和抱负，基里尔与同时代教会内的年轻学者深受他的影响。基里尔后来担任列宁格勒神学院教务长长达十年，很注重翻译天主教神学著作。神学的素养对他日后与西欧宗教思想界对话，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基里尔进入皮缅牧首府的外务部门，开始了外交生涯，后来受到继任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重用。在苏联解体后，东正教会填补了俄罗斯精神生活上的空白，渗入教育、文化、社会各层面，阿列克谢抓住了机会，积极扩大教会影响力，尤其与历届执政领袖的关系密切。基里尔俨然是牧首府的二把手，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在国内外媒体有很高的曝光率和知名度。

　　1990年代中期，基里尔涉及到一桩很有争议的教会与政府间的交易：东正教会取得政府的特许权来经营免税进口烟酒，所获得的利润作为教会慈善事业用途。这项比印钞票还要稳当的暴利行当，引起不少人眼红，基里尔曾被称为“烟酒都主教”，这段往事在竞选牧首期间又被翻出来炒作，基里尔向媒体辩白，声称他当时极力反对这种赚钱的方式。详细内情不得而知，但是对投票人来说，这显然不是重要的考虑。常住香港的俄罗斯东正教迪奥尼西神甫说，基里尔牧首要把精力从管理外部事物转向于教会精神生活，“教会已经建立了不少教堂，现在更要注重信徒的心灵生活。”

　　俄罗斯教会与国家间的关系

　　东正教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季米尔当政时期传入俄罗斯，经过教会传入拜占庭制度体系，对俄罗斯国家的形成、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于是1988年举国庆祝东正教传入一千年时，口号就是“俄罗斯与东正教——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母亲”。

　　东正教会从彼得大帝以来就受制于帝王权力之下，苏联期间受到深重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划定两国利益范围边界，划给苏联的领土有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等地，这些地区居民大多数是东正教徒，苏军占领这些领土必须尽快同化当地居民，利用莫斯科东正教会去统一当地教会便是个好办法，于是对教会的钳制有所松动。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截然改变整个宗教政策，反宗教宣传完全消失，着力强调东正教会的爱国历史传统。

　　二战后，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几经周折，教会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对策，阿列克谢二世承认教会在那个年代要与政权妥协，但是否认与克格勃的关系。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提出改革、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赢得教会的支持，信教人数大幅增加。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年代，教会起了增强社会稳定和凝聚力的作用，阿列克谢二世在关键时刻谴责政变，挺身出来支持戈尔巴乔夫，奠定了他在国际上的声誉。叶利钦时代与教会关系若即若离。普京自认为教徒，高调地参加宗教活动，国事活动中也经常有穿着神品服饰的教会高层领导出席。教会和政府在外交立场上，无论是科索沃战争、反对科索沃独立，还是出兵车臣、格鲁齐亚，是基本一致的，显然双方都能达到彼此利用的效果。这比起历史上教会臣服于沙皇之下的情况要改变很多。

　　但是教会一旦有自己的力量，还会不会俯首帖耳听政府使唤呢？有的西方评论家指出基里尔1984年反对出兵阿富汗，以后也有几次发出与政府不同的声音，被认为可能是个有自己想法的牧首。相比之下，牧首选举中得第二高票的克里芒都主教则有更顺着政府领导的倾向。

　　这种顾虑是多余的，除非政局有巨大变化。基里尔从第二把手成为第一把手，他对教会使命的责任和全局的考虑就要上升到另一个层次。这可以和天主教拉辛格枢机主教相比。德国籍的拉辛格主管教义时经常有引发争议的言论，成为本笃十六世教宗之后，眼光就放得更远一些了。基里尔曾经与拉辛格枢机主教前后会面五次，据报道两人意气相投，神学对话交流旗鼓相当，而且皆热爱古典音乐：教宗爱听莫扎特，牧首崇尚巴哈，有共通的西方文明主流意识。梵蒂冈在基里尔当选后立刻致电祝贺，并派一位枢机主教和外交部高层官员参加祝圣大典。

　　基里尔与本笃十六的交往，让有些人迫不及待地预测俄罗斯东正教与梵蒂冈修好在望。诚然，阿列克谢二世在这方面的表现甚为谨慎。这与两方的历史宿怨有关，更直接的是对前教宗波兰人若望保禄二世在东欧剧变中起到的作用，难释于怀。基里尔为了排除主教们对他的疑虑，在选举前后，特别强调新教和天主教在俄传教是对东正教地盘的“威胁”。观察者认为，这意味着以后对话归对话，正式与梵蒂冈交往和在俄境内的对天主教政策不可能有所放松。就位后，牧首府更是公开澄清大牧首与天主教教宗2009年会面不可能。

　　俄罗斯教会内部改革

　　在俄罗斯本身，东正教经过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取得非常可观的成绩：1月间基里尔向俄罗斯东正教会各地的牧首选举代表报告：二十年间神职人员达到30670人，是二十年前的四倍；教区也扩展了四倍，新建或复建的教堂、修道院、神学院遍及全国。

　　在光鲜动人的数字背后，俄罗斯教会如何扎实可持续地发展，这个使命更能考验基里尔做为牧首的领导能力。诚然，教会复兴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似乎是一个有机的结合。巴黎圣瑟尔基神学院的教授科龙西莫认为，俄罗斯教会除了大城市和城市周边的发展外，深入小城市和农村的困难性还是很大，地方政府中层干部对配合教会工作热情不高，多年来无神论的教育影响仍在。在俄罗斯全国虽然有七成人自称信仰东正教，但是按时上教堂、守斋、做奉献的人只占一成。

　　一些观察者认为，东正教对天主教和新教的警惕，和不遗余力鞑伐基督教箴言、耶和华末日会等教派在俄传教的活动，视其为邪教，大力鼓动政府力量取缔之，也显示了对自身免疫力缺乏信心。

　　面对21世纪，教会本身古老的礼仪习俗是否应该与时俱进？诸如教会还使用的旧俄历（朱力安历法），诵经使用古斯拉夫语——如同以前天主教坚持使用拉丁文一样——绝大部分连俄罗斯人都听不懂，是否应该改革成现代语言？教会里的保守派阻力非常强大，基里尔在这方面态度非常谨慎。

　　基里尔面临的最棘手的可能是与乌克兰教会的问题。东正教教会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之间错综复杂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乌克兰内部的东正教徒有亲俄派，也有想从莫斯科牧首区分离出去隶属到君士坦丁堡牧首之下的派别。乌克兰是俄罗斯的文化起源地，人口中有五分之一是俄罗斯人，对教会分离的鼓吹，是对俄罗斯以宗教为依托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极大挑战，要是发展到非分离不可的地步，将是俄罗斯东正教会重建在昔日苏联属下共和国地区影响力的挫败。

　　俄罗斯教会对外传教

　　欧盟东扩的过程中，吸纳入越来越多的东正教徒，然其中有因为历史因素造成的各式各样的教派，如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等等，俄罗斯东正教人数众多，有国家力量作后盾，居领导地位，间接地对宗教版图扩张有巨大影响。基里尔支持外向传教，过去二十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积累的财力给外出传教打下了经济基础。

　　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保守的教会如何适应潮流而又不被潮流吞噬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一些东正教学者认为，东正教与其他基督信仰之间的不同就在于保守传统，这是不能妥协的，否则就不是东正教了。基里尔深信东正教古老的宗教智慧能对现实生活作出指引，展现俄罗斯教会在诠释基督教神学上的创造力，与现代国际社会思想精英一同探索新的心灵境界。他每周有一个电视节目来回答现实生活的问题，例如对最近的全球金融风暴，他指出社会和经济秩序的重建要考虑到人类的价值观。

　　然而如何由一个以大斯拉夫民族主义作根本的教会，来争取非俄罗斯文化大众的认同，也就是如何跳出俄罗斯民族主义，以普世的价值观和心灵生活来吸引信众，以及教会在俄罗斯对外关系上采取的立场，是否与崇高的道德理想一致，将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教会与中国的关系

　　恢复中国东正教教会是基里尔多年来努力的目标，他曾经四次来华，除了北京，还访问过上海、哈尔滨和香港，与国内主管宗教事务官员也有接触，此次登基大典就有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参加。

　　俄罗斯东正教传入中国有三百多年的历史，17世纪东正教就已传入中国。后来在中俄雅克萨一役后，有一群归顺中国的哥萨克人来到北京，被编入清朝的镶黄旗，镇守东直门。此一行人中有一名神甫，康熙皇帝赐与一所关帝庙作为教堂，准许这些人过宗教生活。到了雍正年间恰克图条约之后，俄方向中国派遣东正教传教士团，兼负外交使命，归理藩院管辖，直到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总理衙门成立，沙俄另派外交公使，与中国的外交才政教分离。传统上，东正教向中国人传教的力度不大，主要是在哥萨克后裔 （习惯称做阿尔巴津人）家庭中繁衍，直到19世纪末教外人皈依才略见端倪。庚子赔款后的十年间东正教扩张相当迅速，建立了教堂、育婴院等。不久十月革命爆发，大批白俄侨民涌入中国，虽然建了教堂，成立了自己社区，但并没有积极向中国人传教。随着二战结束，俄侨移民他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东正教教会逐年式微。除了哈尔滨的教堂还有活动外，其他各地基本停止活动。等到2003年底北京的杜立福神甫去世后，已无神职人员。

　　基里尔多年来认为应积极鼓励神职人员的培养，资助中国学生在俄罗斯学习神学。他一再强调东正教与天主教不同：照天主教的教义，所有主教任命要由梵蒂冈同意，而东正教早在1956年成立了中华自主教会，当地教会可以自行任命主教，不需要莫斯科牧首府介入。但是中国学生学成后如何祝圣成神甫，中国讲究要“自选自圣”，必须要在国内由中国主教主持祝圣，才能被认可，然而没有中国主教如何祝圣神父，没有神父又如何来产生主教？

　　此外，中国境内俄侨主要在东北和新疆，但是这些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宗教问题的复杂程度又远胜于内地。

　　基里尔在东北亚传教的一大突破是2006年建立的朝鲜教会，在牧首府的帮助下，平壤花了三年时间有了一座洋葱顶的东正教教堂，朝鲜的学生在莫斯科学习祝圣，回国主持，成为俄朝友谊的象征。“朝鲜模式”是否能用于东正教在中国打破僵局，似乎尚无人看好。

　　基里尔与普京

　　俄罗斯面临的经济危机，使民众对政府信心下降，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自去年12月已有多起，如果俄罗斯的石油价格继续低迷，货币贬值，资金外逃，普京的支持率将会大幅下降，这时候更是要依赖教会来协调民间情绪，纾缓社会冲突。

　　普京特别设宴庆祝基里尔荣升牧首，敬酒时语重心长地说：“基督宗教是俄罗斯国家的源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最艰难的时候总是和人民在一起奋斗。”

　　在艰难时刻，俄罗斯社会是否会更倾向极端民族主义和以仇外的民众情绪来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基里尔曾经赞同和支持在基本法中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特殊性，这个倡议后来被否决，但是作为牧首，他会化解极端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吗，连长期观察俄罗斯教会的科龙西莫教授也无从预测。

　　“基里尔会成为一个东正教面对世界开放和对话的代言人吗？我们应该期待和鼓励。他能制止俄罗斯某些民间情绪中表现出的不宽容倾向和狭隘自大的民族主义吗？没法说得准。”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财经新闻项目主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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