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当8个国家的旗帜征服性地飘扬在紫禁城的城头时，西方世界无不欢呼这是一场文明对于野蛮的胜利反击。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那段历史的每个细节，无论战前新兴大国的战略图谋、战时德皇的“匈奴演说”、还是战后联军对占领区的烧杀淫掠，都可以清晰看到这场战争在“文明”旗帜下的野蛮本性。

　　1900年7月27日，德国不莱梅军港。

　　军鼓齐鸣，军号嘹亮。在“Hurrah!Hurrah!”的欢呼声后，7000名德军官兵，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皇后行持枪礼，动作整齐得如同机器般精确。

　　这是德意志帝国统一30年之后，尤其是威廉二世10年前亲自掌舵、并将铁血宰相俾斯麦驱逐出权力中心后，第一次派遣大兵团远征东方，而其作战目标就是中国。

　　威廉二世亲自为远征军送行，并发表了震动世界、载入史册、日后令希特勒及其宣传机构头疼不已的激情演说。

　　“匈奴演说”

　　在登舰舷梯的平台上，威廉二世向德军官兵宣布：“我们新生的德意志帝国，肩负着伟大的海外使命，远远超出许多同胞的想象。”

　　他说，当德意志的国民在海外受到了威胁，帝国军队就有义务去拯救和帮助他们，这种在老德意志民族的罗马帝国无法完成的任务，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去完成。

　　他提到，中国人杀害了德国驻北京的公使，这是对德意志民族的“侮辱”，“这种罪行来自于一个对自己的古老文化感到自豪的民族，这更加令人发指。”他号召德军官兵们：“发挥古老的普鲁士民族的勤奋作风，在你们的军旗和武器引导下，在荣誉和胜利引导下，给全世界展现一个范例。”

　　他号召德军官兵要以1000年前入侵欧洲的匈奴人领袖阿提拉为榜样，对待敌人要像寒冬般的冷酷无情，用残酷来建立自己的不朽声望，对中国人杀无赦，“绝不宽恕，不留俘虏”， “让中国人在今后的1000年中，不再敢小看德国”。

　　这篇激情演说在德军官兵的欢呼声中结束，而德国的宣传机器却在此后全力阻止这篇演说的蔓延，但这种遏制是徒劳的，这篇演说很快被命名为“匈奴演说”（Huns Speech），传遍了全世界，成为德国外交史上的著名丑闻，无论在德国国内还是海外，都引发了轩然大波，怀着各种目的的政治家们纷纷谴责威廉二世的不当言论。14年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39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国为代表的另一阵营，动用强大的宣传机器，不断地重温这段“匈奴演说”，以此证明德国人正是迫害文明、残害生命的现代“匈奴”，“匈奴”也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德国人的代名词，令那位将种族荣耀看得重于生命的希特勒尴尬万分、恼怒不已。

　　后世也有人质疑这或许是英国的阴谋之一。正是来自英国的情报，言之凿凿地宣称义和团和中国军队已经将北京的外国使节及平民们杀戮殆尽，英国皇室甚至还在著名的伦敦圣保罗天主教堂计划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这些都再度刺激了因驻华公使被杀而盛怒的威廉二世，在他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后，英国人取消了祭奠计划，更正了他们的错误情报，而德国皇帝却已经成了被全世界谴责的“匈奴”人。

　　不受欢迎的外交官

　　德国人的愤怒似乎是有理由的：在1900年动乱的北京城，德国公使居然被中国军队枪杀了。

　　这位德国公使，中文名叫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

　　克林德是波茨坦贵族，在28岁那年（1881年）进入外交部门并被派往中国之前，一直是位军人。来华后，他曾担任广州和天津等地领事，1889年调任回国。以后去美国（1892年—1896年）和墨西哥（1896年—1899年）任职，并娶了一名美国妻子玛蒂尔德，两人相差17岁。玛蒂尔德的父亲是美国底特律铁路大王莱得亚。根据美国的家谱谱系考证，莱得亚家族是美国前总统布什父子的直系血亲。

　　1899年4月，46岁的克林德回到中国，成为德意志帝国驻华公使。

　　在北京的外交圈，克林德并不受欢迎。意大利公使萨瓦格称他是“十分粗鲁的日耳曼人”，英国公使窦纳乐说他是“爱冲动的人”，幸亏夫人莱得亚人缘很好，弥补了克林德的缺陷。

　　1900年5月24日，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81岁生日，英国使馆邀请了60多人参与庆典。因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克林德和夫人也参与晚宴。在晚宴上，号称最熟悉中国政治内幕的赫德与莫里循两人，都对前途表示乐观，认为中国政府有愿望、也有信心和能力去控制局面。但克林德对此大不以为然。

　　两天后，在公使团的会议上，克林德坚定地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采取有效行动遏制排外势力，列强目前更应该做的，是考虑在中国动乱之后，如何将这个巨大的蛋糕切割瓜分。英国公使窦纳乐忧心忡忡地向伦敦报告说，德国人似乎相信“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 。

　　5月28日，克林德再次在公使团会议上提出，中国即将崩溃，公使团不应该为如何保护使团这种小事争论不休，而更应该认真考虑如何瓜分中国。法国参赞当都阿（D’Anthouad）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说，克林德甚至明确地提出了“剥夺太后的权力”。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向东京提交了紧急报告：德国人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一场革命，公使们应该就如何瓜分中国立即进行讨论”。英、俄等国公使也都认为克林德因中国动乱而十分兴奋，认为推翻慈禧太后、瓜分中国的机会已经到来，根本就不愿意离开北京。

　　克林德有一句名言，不断被各国新闻记者引用。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被列强当做一根德国香肠（Bratwurst），切碎，再吞掉。当然，切下来的那大片华北要归德国。英、俄、日对这样分割“香肠”当然是极端不满。

　　各国被德国公使的激进意见弄懵了，纷纷通过外交渠道向柏林要求确证，英国外交部甚至向德国政府提交了严正的交涉，这令毫无瓜分计划的德国外交部大为震惊。外交大臣布洛十分愤怒，给克林德发来密电，指责他严重越权，要求他立即做出合理的解释，并且警告他，如果中国政府得知他的激进观点，以及因此与其他国家使节发生争执，后果将十分严重。

　　3年前（1897年），德国人就曾经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以闪电战的方式，突然占领了胶州，造成既成事实，将胶州作为准殖民地，纳入其势力范围。

　　德国人在胶州的突然施暴，大大出乎中国的预料，因为就在甲午战争之后，德国人还十分“仗义”地与俄国和法国一道，向日本施加巨大的压力，包括威胁动用武力，逼迫日本将已经割让的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为此，李鸿章在1896年借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之际，亲自到俄、德、法三国道谢，并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超规格接待，德国人甚至连他喜欢抽的雪茄和喜欢听的画眉鸟都事先安排妥当，在其下榻的宾馆寝室内，高悬李鸿章及“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照片，以示敬重。英国报纸认为，德国人为了拿到中国的大笔军火订单，对李鸿章过于奴颜媚骨，而当李鸿章离开时，并未采购任何军火，这令德国人失望至极，进而转为满腔怨愤，刚刚崛起的德国人实在有点暴发户的轻浮，在世故的李鸿章面前大失脸面。

　　德国人的脸说变就变。胶州湾事件后，梁启超便认为，这是德国人为了“面子”被扫而进行的报复。干涉还辽的三国中，俄国早已在北方得到了好处，法国也在南方得到了势力范围，只有德国，在向清廷索取福建的金门岛时，被“峻拒不许”。

　　德国在远东的强硬政策，其创始人就是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在1897年12月6日，他在议会发表了日后被称为“阳光下地盘”的著名演说（Place in the Sun Speech），宣称德国人也应当奋起直追，攫取“阳光下的地盘”，而重点就是东亚地区。正是在布洛的推动下，德国人迅速获得了胶州，随后又获得了加罗林群岛及萨摩亚。

　　维也纳的《时代报》（Zeit）认为，正是德国强占胶州湾，引发列强效仿，而“这一切的自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指义和团）”，“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前进报》则相信，德皇的演说激化了事态，“这种侵略政策以及对中国民族尊严和民族存在的侵犯行为，其后果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的大炮向列强做出了清脆的回敬……克虏伯大炮在中国人的手里也并没有丧失它们出色的威力，德国军舰和德国官兵也会很快见识见识德国杀人工业的产品威力。

　　“北京狩猎”

　　尽管德国外交部不愿意首先在中国露出自己的獠牙，那位军人出身的克林德却时时想着“亮剑”。1900年6月10日，义和团大规模开进北京，首都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克林德准备在这个火药桶里点燃导火索。

　　6月11日，因预计西摩尔所率领的联军部队能到达北京，一些使馆都派员前往永定门车站迎候，但西摩尔联军已在杨村一带被义和团和清军堵截，并发生激战。一无所获的迎候人员返回北京，日本使馆的秘书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清军杀害，并被乱刀分尸。次日，头裹红巾的义和团开始在北京内城掀起“红色恐怖”，10余座教堂被全部烧毁，连英国人赫德主管的大清海关税务司也未能幸免。克林德在此时却火上浇油，命令德国使馆卫队开始“猎取团民行动”。

　　6月13日星期五，西方习俗中的“黑色星期五”， “猎取团民行动”开始了，第一个目标居然是一个12岁的中国孩子。这天中午，一辆骡车从使馆附近经过，领头的男人头扎红带子、手腕上也缠着红带子，这是当时在北京最时髦的装束，很多中国人在红色恐怖面前，纷纷如此打扮，倒未必见得他们就是义和团。这个男人还在用鞋底磨他的大刀。克林德抄起铁头手杖开始攻击这个男人。男人逃走了，克林德从那辆骡车中揪出了一个同样穿红的12岁男孩，用铁头手杖痛打这位毫无还手之力的男孩，然后将遍体鳞伤的男孩拖入德国使馆，并通知总理衙门，要在两个小时内处决这孩子。

　　此时依然在艰难维持局面的总理衙门大惊失色，派出了载澜、英年、崇礼前来交涉，反复说明这孩子并未对德国人采取任何敌对行为，要求克林德无条件放人。但三位部长级官员的面子一点也不管用，克林德此时的理由是，中国政府镇压拳民不利，因此他要帮中国来清理门户了，而那可怜的孩子就成了他的枪下祭品。

　　德国行刑队的枪声，激怒了中国民众。当天傍晚，数千民众开始包围使馆区，更多的人群则通过哈德门进入北京内城，针对一切卖洋货的店铺，大肆打砸抢烧，一场充满快感的破坏狂飙席卷北京。克林德在激怒民众的同时，也成功地令本就艰难支撑的中国政府彻底失去了行政控制能力。

　　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开始了。面对愤怒的中国人，惊慌的使馆卫队开枪镇压。这天夜里，一支由5名奥地利士兵组成的警卫队，配备着机关枪，在其驻守的海关附近，向大批涌向海关废墟哄抢财物的中国人开枪扫射。但是，惊慌的奥地利人将机关枪的标尺调得太高，猛烈的枪声过后，除了几根电线被击中掉落外，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下，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得到了“实战验证”，红色狂飙更为猛烈。

　　克林德的“狩猎”，显然比奥地利人更有效。6月14日下午，克林德发现了一群义和团正在操练法术，赶紧集合德国卫兵，悄悄地靠近了他们，突然开火，至少打死7人，打伤20多人。

　　克林德越战越勇，完全忘了自己的外交官身份，甚至派出卫兵，将居住在使馆附近的大学士徐桐绑架而来，最后在英国人的压力下才释放。徐大学士自此开始成为义和团最坚定的拥护者。

　　德国公使“被死亡”

　　就在克林德率兵“大胜”义和团的当天（6月1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发了一则轰动世界的新闻：在义和团的攻击下，西方驻华公使中已有一人被杀，此人正是克林德。欧美报刊纷纷转载了这条新闻。

　　两天后，当时十分活跃的拉凡通讯社（Laffan News Bureau），接到来自天津的电报，确认了德国公使被杀的消息，报道同时还援引“一艘日本鱼雷艇得到的消息”，说在京其他公使均已成为阶下囚。

　　德国外交部大吃一惊，紧急致电其驻芝罘（烟台）领事查询，领事馆毫不知情。正当德国外交机构为克林德的下落而紧张焦虑时，德国皇帝却十分兴奋，公使被杀终于给了德国最好的机会，可以理直气壮地来领导这场两个种族之间的“亚欧之战”。而“遇难”的克林德本人，此时却正在北京享受着“狩猎”的快感，直到20日那天他真的被杀了。

　　身临其境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事后分析，这种提前数天就已弄得满世界都知道的死讯，实在是罕见怪事，“考虑到电报线路早在克林德被杀之前就被切断了，由此带来的通信滞后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在北京之外，任何人要想证实这次谋杀，恐怕非得花上整整12天不可。而这一次你却能提前一周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他的死讯会提前6天就公之于世？如果是报社摆乌龙，为什么正好是克林德，而不是其他公使？这其中，究竟是偶然还是阴谋？这个事件，如同慈禧太后收到的那份迫使她与列强翻脸、而最后却证明并不存在的最后通牒一样，成为庚子年间众多极为蹊跷的历史谜团之一。

　　西方史学界一般认为，这一精准无比的死亡预告，证明了克林德死于中国人有计划有预谋的暗杀。明恩溥相信，克林德对义和团的残酷镇压，导致他成为中国人的刺杀目标。相当多的学者赞同这种说法，德国使馆卫队的滥杀令克林德成为中国的首号敌人。

　　而当时在海关税务司工作的汉学家、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认为，克林德在公使会议上公开提倡瓜分中国、甚至囚禁太后，才是其被杀的原因。华俄道胜银行的总裁波克提洛夫，在使馆解围后写给财政大臣维特的信中，则揣测道：克林德提出瓜分中国，被在使馆卧底的中国仆役侦知，中国政府就制定了刺杀的计划。

　　李希圣在其《庚子国变记》中，也认为克林德是被端王下令刺杀，“太后谕各国使臣入总理衙门议。德使克林德先行，载漪令所部虎神营伺于道，杀之，后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绮闻之大喜，谓夷酋诛，中国强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

　　克林德如果不是那样狂傲，他本来可以不死。6月17日，列强攻击了大沽炮台，消息传到北京后，总理衙门在19日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钟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当天晚上，公使团紧急会议，认为离京的途中无法保障安全，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缓期，并要求总理衙门次日9时前给予答复。照会发出后，一直没有等到答复，英国公使窦纳乐回忆道：“绝大多数公使决定再等，因为到总署去坐等有失我们的尊严，但克林德大怒，用拳头猛击桌面。”克林德要求大家集体前往总理衙门，但没有人愿意冒险，耗到了上午8点，他就决定自己独自前往。俄国公使格尔思以及德国使馆卫队队长建议派兵护送，但倔强的克林德不接受，而是自己揣上了手枪，带着翻译柯达士（Herr Cordes），一人一乘轿子，由中国轿夫们抬着出发了。总理衙门设在东单北大街东堂子胡同（现公安部信访处），当他们走到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现外交部街），距东堂子胡同只隔一条石大人胡同时，遭遇了正在巡逻的清军。

　　克林德与清军发生冲突，被当场击毙，柯达士受伤逃脱。开枪的清军士兵，是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有关冲突的细节，主要来自柯达士的回忆，而柯达士既是审判恩海的主审官，又是主要证人，其证词的真实性相当可疑。多种说法无法相互印证、甚至相互矛盾：有说是恩海受命刺杀，因此一枪毙命；有说是克林德率先寻衅，并试图拔枪，但被恩海快了一步；也有说是克林德率先开枪，清军还击。

　　总之，已经提前一周“被死亡”的克林德，在这一天终于被击毙，无论真凶是谁、动机是什么，结果是：

　　中国的“鹰派们”终于除去了这个凶狠的“帝国主义急先锋”，以总理衙门为首的“鸽派”完全丧失了回旋余地。内里包含了不少暴徒和地痞的义和团，则终于看到了大开杀戒的机会；

　　德国皇帝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展现铁血政策的“悲情”机会，德国外交部门的持重政策被摈弃，德意志“匈奴”准备出击东方；

　　各国公使们终于可以摆脱这种“不战不和不走”的尴尬局面，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也准备“捐躯”了……

　　西总布胡同的枪声，宣告了一场灾难的完全降临！

　　瓦德西上任

　　就在威廉二世在不莱梅军港号召德军学习匈奴人时，德国外交机器紧急行动，谋求德国对联军的指挥权。

　　自从列强决定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各国就开始积极争夺联军的指挥权。大英帝国是当时的世界老大，但之前由英国人西摩尔率领的远征行动失败，英国人威信扫地，而且，被南非的“布尔战争”牢牢拴住的英国，此时无法派出精锐部队，难以与庞大的俄、日军队相比。俄国人在日军介入之前，是联军主力，但他们与英国是战略敌对方，因此，俄国不指望自己能获得指挥权，但也坚决反对英、日或美国获得指挥权。后期出兵人数最多的日本，则忙于消化甲午战争的果实及筹备对俄的战略抵抗，本就不希望中国发生动乱而打乱它的战略部署，而且面对俄、德等国咄咄逼人的“黄祸论”，日本人的策略就是韬光养晦，多干活少出头（参阅本报3月22日《面具难掩武士刀》）。其他各国，则或因军力不够、或因国际地位不高，难以胜任。

　　德国人此时不仅占着“理”——公使在北京被杀，而且占着“势”——在英俄对抗为主旋律的远东国际政治舞台上，他们既得到俄国支持，也能被英国接受。尤其重要的是，德国也出了“力”——尽管亡羊补牢，德国派出了7000人的远征军，从欧洲本土赶赴中国。

　　经过一番极为复杂的多边外交，各国终于表态同意。在德国的宿敌、刚刚在普法战争中被迫割地赔款的法国，勉强接受的当天（8月14日），联军向北京发起了总攻，并在次日攻占了中国首都。

　　出任世界近现代史上第一位多国联军统帅的，是时年68岁、曾担任德国总参谋长的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大将。瓦德西当时已经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威廉二世推荐他出任联军统帅，也是帮助他获得更多的野战资历，以便在退居二线前还能再上一个台阶，把军衔升格为元帅。

　　受命之后，瓦德西立即率领参谋人员，于8月19日离开柏林，赶往中国。此时，联军已经攻占北京，瓦德西这位总司令实际上成为德国的外交特使，他的征程也被媒体戏称为“瓦德西演出”（Waldersee theatricals）。他先乘火车，拜访了奥匈帝国皇帝、意大利国王，然后从意大利的热那亚乘坐商船赶往香港，会晤香港总督，随后乘军舰在9月21日抵达上海，25日到达大沽口，27日正式进入天津城，担任联军统帅。

　　瓦德西到任时，大规模的战斗早已结束，京津地区均在联军的占领之下。但是，为了展现“德国匈奴”的冷酷，瓦德西制定了各种方案，要求联军对京津周边地区进行“惩罚性的军事报复”，而各国在不同的战略动机下，附和并参与了其中部分军事行动，于是，京畿地区和东北、山西、山东等之前已经被义和团暴动洗劫过的地区，再度遭到联军的奸淫掳掠。

　　根据马士的统计，从1900年12月12日起，到1901年4月底，联军一共派出了46支远征军；有35支完全是德国部队，4支只是由意大利部队组成，其他7支才是由各国混合组成。显然，德国人的“报复行动”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响应。

　　即使在联军刺刀控制下的北京，德国军队也采取了一次特别行动，捣毁了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那时总理衙门正中的匾额上，题的是“中外禔福”四字，“禔福”就是福安之意，在一个向来自居为中央帝国的政权核心，匾额上不宣示皇恩浩荡、威恩远扬，而只是祈求平安无事，这也是晚清政权心态的真实写照。而吊诡的是，越想平安无事，越是胆小怕事，越是麻烦不断、是非纷来。

　　10月17日，瓦德西将联军司令部移到北京。北京的联军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入城欢迎仪式。美军和英军（印度人）骑兵担任入城先导部队，瓦德西之后，是他司令部人员和前来欢迎的各国军官，日军骑兵则殿后。从城门开始直到其下榻的中南海，沿途均由各国联军士兵站岗致敬。瓦德西向德国皇帝报告说，全北京城的西方人都出来迎接了，也有很多的当地华人。瓦德西本人进入城门后，德军在城墙上鸣放礼炮，而这些大炮均是中国所购置的克虏伯大炮。

　　移驻北京后，瓦德西继续奉行强硬的大棒政策，甚至拒绝接见李鸿章和庆亲王，他在发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说：“对待中国人切勿让步，因中国人对于每种让步，皆视作虚弱之象征。”但他不断的“惩罚式”远征，逐渐成为德国人的独唱，甚至还遭到了美国的严正抗议。

　　瓦德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另一个深刻烙印，就是与“爱国名妓赛金花”的一段风流逸事。中国文人乃至男人的传统，向来是倾向于将失败的责任推给某些被妖魔化的人、尤其女人，以解脱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责任。但偶尔，也会毫不吝惜地将赞美和希望赋予少数女性。瓦德西成为中国八卦的主角，一方面说明中国人在走投无路时对男人们的极度失望及对女人救国的热切盼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有权有势必有二奶的中国式思维。西方电影也曾经展现，暗中保卫使馆的荣禄其实是为了保卫他的一位洋妞情人，此类用下半身来想象历史的习惯，是东西方思维中少数的和谐共通之处。

　　日耳曼牌坊

　　经过艰难的谈判，庆亲王、李鸿章等最后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的第一款就是中国必须派“中央领导”赴德国，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皇帝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涤垢雪侮”。

　　年仅18岁的醇亲王载沣，因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被德国人指定为这一道歉代表团的团长。显然，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和李鸿章那样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年龄完全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开眼“戒”：在日后掌舵后，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

　　至于为克林德竖立牌坊，野史说那正是赛金花的功劳，她出面说服了非要帝后亲自谢罪才罢休的克林德遗孀。德国人同意了在中国首都为自己外交官立下了一座特殊的“贞洁牌坊”，汉白玉蓝琉璃瓦庑殿顶式，碑文用拉丁语、德语、汉语三种文字，表达大清皇帝对克林德被杀的惋惜。

　　杀死克林德的恩海被德军执行死刑，地点就在克林德被杀处。瓦德西感慨道：行刑现场是闹市区，五十步之外就是商贩的摊子，那些在这里饮食吃饭的中国人，在行刑过程中也不愿意放下杯箸。而一位说书之人，继续演述荒唐故事不绝，其吸引号召听众之力，远胜于执行死刑。

　　返回德国的途中，瓦德西向德国皇帝报告说：中国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才是符合德国的最大利益。

　　1905年，大清中央派遣代表团，出访欧美，考察宪政，他们在德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回国后大声疾呼效仿德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开始向德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军事。

　　1909年，中国派遣多个军事代表团出访德国，中、德、美三国甚至积极酝酿组建军事同盟。中德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友好阶段，甚至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的影响。

　　直到1937年，在上海前线国军主力，顶着德式钢盔、端着德式步枪，以德国顾问所教的战术动作，抵抗着入侵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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