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行印度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很多人认为，上面这首诗出自印度大文豪泰戈尔《鱼和飞鸟的故事》，也是泰戈尔《飞鸟集》（又译“《漂鸟集》”）300多首清丽小诗中最好的一首。不少人也知道，《飞鸟集》本身，又是泰戈尔真正的传世作品——一部作者对人生的思考、社会的反思和对自身世界理解和感动的诗集。
然而，对于这首诗，一些研究文学和泰戈尔的印度学者却认为“不是出自泰戈尔之手”，因为“至始至终都没在《飞鸟集》中看到有关距离的文字”。
或许，对于泰戈尔，国人的了解并不完全正确，甚至存在误解，但至少，显示了在国人心中，印度文化不是没有地位。
对于印度这个国家、印度文化，国人到底了解多少？是不是真的像小说和电视中说得那样，有这么大的贫富悬殊？社会是不是真的又分阶层？
带着这些疑问，我踏上了前往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和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的旅程。
洋葱情结
包括转机、等机的时间在内，十个多小时的飞行让人煎熬。但到了加尔各答机场，还是让睡意朦胧的我胀大了鼻子——一股咖喱的味道。
咖喱成为我对印度的第一印象，似乎也是印度饮食文化的重要符号。“你最爱的食物是什么？”当我用蹩脚的英文将问题抛向一些好客的印度人时，他们的回复有面包、洋葱、咖喱、鸡肉等。其中，咖喱是几乎所有人的必备答案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对印度人而言，咖喱几乎属于生活中的必备品。咖喱之外，稍稍出乎意外的是，交流中，印度人似乎也很喜欢另一种食品——洋葱。
事实上，在印度，洋葱有另一种特殊的身份——“政治蔬菜”。实行多党制的印度，曾在很多次政治纷争中多次使用“洋葱武器”。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洋葱“在印度是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话题，印度以往的政府曾因未能控制这种主要食品的价格而付出高昂代价”。
上世纪80年代，印度传奇人物英迪拉·甘地创建的国大党就曾借洋葱价格高企的问题，将当时的执政党赶下台。1998年，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因类似问题，失去了新德里邦政府的控制权。
来到印度期间，恰逢印度经济持续处于高通[微博]胀。必然的，洋葱成为印度普通民众纠结的话题。“太高了。原先15卢比，现在都超过50卢比了。同时，我们的收入却没有大幅上升。”在加尔各答的小型集市上，一位商贩怕我不明白他所说的英语，做了个往上升和往下降的手势，“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卖蔬菜时就不考虑卖洋葱了。”
与洋葱价格形成对比的是，印度的卢比同期却大幅贬值。到2013年为止，卢比在两年间贬值超过两成，这进一步加剧了洋葱价格的上涨。
进而，这可能引起的结果是，执政党的执政危机和被迫下台。在加尔各答的一次公开聚会中，印度的同行接连用简短的英语“No Good”来形容执政的国大党。但时至今日，“No Good”的国大党仍在执掌印度政权，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可能在今年的大选中被“刷”下台，也被不少年轻印度人诟病“国大党实在是看腻了”。
文化融合
从城市的角度看，融合性是加尔各答最大的特色之一。
比如，为人忽略的细节是，加尔各答是集文化、经济、金融和军事为一体的城市——加尔各答目前是印度东部和印度东北部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拥有加尔各答证券交易所——印度第二大交易所。这座城市还是一个重要的商港和军港，是该地区惟一拥有国际机场的城市。
当看到我对于加尔各答证券交易所有兴趣，当地人通过中国翻译告诉我，与印度第一大交易所——孟买证券交易所相比，加尔各答证券交易所历史同样悠久，“早在1908年，就建立了”。在当时，之所以在加尔各答设立证券交易所，或许与这座城市的经济地位有关。
回看历史，早在240多年前的1772年，加尔各答被指定为英属印度的首府。当时第一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将重要的办公处从莫卧儿帝国的省城穆尔希达巴德迁至加尔各答，甚至在1773年，如今的印度大城孟买和马德拉斯成为从属于威廉堡内的英属印度政府的地区。
“毗邻港口，企业众多，成为当时加尔各答发达的重要原因。”导游指着相关的区域对我说。
随后200多年的历史，却没有完全朝加尔各答人的期望这么走。典型的例子是，从上世纪初到70年代，加尔各答每隔一段时间就处于动乱之中。被印度人称为“圣雄”的甘地，曾在这儿领导了抵抗运动；二战期间，因为与盟军的合作，这座城市也遭到了日本的两次轰炸。
史料还记载，“到了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能源短缺、罢工和暴力运动，损坏了该市大量基础设施，导致严重的经济停滞，随之而来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第三次印巴战争，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加尔各答，使该市的城市设施过度紧张。”
时至今日，当我在加尔各答的大马路散步时，仍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到处施工的道路、建设中的高架桥等。也许，如果完全走在正常的轨道上，加尔各答可能就是印度一直以来的首都了，而不是新德里和孟买。
不过，经历过莫卧儿王朝统治、英国入侵、思想动荡期的加尔各答，显然比其他城市更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和融合。
在加尔各答的几天时间里，我看到了英国式文化建筑——由英国设计师威廉·爱默森爵士的维多利亚纪念堂，里面展出的大多是英国式的作品和文化，整体醒目的白色建筑和英式风格，也让人一下子忘却了自己身处印度。正如一位朋友所感慨，“这可能不是我所了解的印度”。
我参观了加尔各答玄奘寺，一座1971年由旅印华侨出资建造的寺庙。另外，还有原始特色、位于当地胡格利河对岸的植物园——全球最大的榕树即在此植物园内，不少信奉佛教的僧侣在植物园里散步，也会客气地跟我这样完全陌生的面孔打招呼。
惟独的，几天时间中，我却没有看到任何蒙古文化的气息。14世纪到19世纪统治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是自称“蒙古人后裔”的帖木儿的子孙巴卑尔自中亚南下攻入印度建立的封建王朝，16世纪曾是莫卧儿帝国的全盛时期。如今在加尔各答的街头，你却很难感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一如在中欧、俄罗斯很难看到蒙古文化气息一样——在13世纪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建立的帝国里，这些区域都曾涵盖在内。
贫民印象
还有一些人说，来到加尔各答，你不得不看的“景点”是贫民窟。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在那儿拍的。
那也是我非常想去的地方，但最终因为行程的原因，没能亲自深入贫民窟，一睹那里的真实面目。
几乎每年，都有来自全球不少国家的摄制组前往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上世纪末，两名英国纪录片导演曾经蹲点加尔各答的贫民窟，观察当地红灯区的社会生态。据报道，女导演扎娜·布里斯基为8名小孩提供了照相机，指导他们拍摄照片，为他们寻找出路，并将这一过程记录下来，最终剪辑成一部名为《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的纪录片，还拿到了次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当然，由时年10岁的小男孩阿扎卢丁·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和9岁的小女孩鲁比娜·阿里·克兰施出演的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更是让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名声大噪，据称，这让不少印度贫民窟的小孩期待真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故事。
但也许真的如导游所说，不用亲自去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去感受“有没有真的百万富翁”。
在印度期间，即使不去贫民窟，我也曾不止一次地见到过印度贫民的生活状况。一座离加油站不远的乡间小道周边，晾晒着破旧的衣服，当看到陌生的面孔在观察他们时，他们会友好地与我们打招呼。虽然，他们住的地方是用木头、稻草搭起来的房子，乘坐的是可能早就在其他相对发达国家被淘汰的非常老的公车。
回国后，我曾开玩笑地打比方，在贫民区，有些人“真的很瘦”，“腿特别细”。但至少，他们保持着一份质朴。
当然，不少印度的中产阶层或相对富有阶层却很富态。在加尔各答的机场，我就看到过不少大腹便便、穿着体面衬衫、“腿很粗”的当地人。他们似乎对我和其他中国朋友的到来很感兴趣，也对中国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其中，一个印度人用生硬的英语问我“Jacky Chan”（成龙）的最新情况，并坦言“非常喜欢功夫片”，希望有机会到中国去学功夫。
贫富分化
“很细”和“很粗”的背后，显现出印度严重的贫富分化差异。这背后，又是由诸多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
据说，在印度，85%以上的人信仰印度教，印度教中的“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中根深蒂固。早在2700多年前，吠陀时代的印度就有了种姓制度，并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种姓为婆罗门，第二等种姓为刹帝利，第三等种姓为吠舍，第四等种姓为首陀罗。在首陀罗之下，还有大量没有等级的印度人，古时被称为“贱民”。
一家门户网站曾公布过这样一组数据：印度现在的“贱民”数大概有2.4亿之多。同时，印度只有2%-4%的人口是婆罗门，他们占据着全国60%的工作岗位，占总人口25%的“贱民”却只有不到1%的工作岗位，且大部分的低种姓人口都生活在农村，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还有观点如此表述：“印度社会被人为地分成各个阶层并且很难互相融合，其城市化进程从根基上来说就被人为地排斥。这也可以从一定角度解释印度现在的社会现象，即少数高种姓的印度人在城市中拥有着不菲的收入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他们拒绝低种姓的印度人与自己生活在同一阶层的社会中，共同分享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优越物质生活。”
一家门户网站说，对基础教育的不重视可能进一步加大了贫富的悬殊。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和让·德雷兹曾表示，保守的高等种姓认为知识对低种姓不重要或不合适，同时，很多人对甘地“识字本身不是教育”观点的曲解，某些激进地区也相信“现有的教育体系是压迫下层阶级的工具或殖民地时期的残余”。
事实上，从印度的经济端看，也能很深刻地体验到“分化”。几家大公司几乎贡献了整个的印度经济，如位列全球500强之列的印度国家石油公司、塔塔集团、印度Reliance集团、印度国家银行等。其中，塔塔集团和Reliance集团加起来甚至贡献了印度不小的GDP。但除了这些企业加上一些科技企业，很难再看到其他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出彩的印度企业了。
“分化”还显示在城市与城市间。行程的后几天，我去了班加罗尔。这座被称为“印度硅谷”的科技城，不仅有现代化的酒店，更有诸多印度的科技人才。印度当地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座城市是“我们最出人才的地方，绝不比中国差”。
观察看，班加罗尔很少见到基础工程的建设，也很少看到贫民窟的影子，更多的是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印度年轻IT人才。不可小觑印度的IT实力——2010年的一项数据是，美国硅谷新崛起的2000多家移民高技术企业中，有40%是印度人创办的。
对比中国
无论是在加尔各答还是班加罗尔，你都能感觉到中国的气息。电视节目中，你会突然发现，原来印度的财经人士也会评论中国的资本市场；商店里，不经意间，你也能看到中国制造的影子。
由于只带了一双鞋子，经过一家集市时，我决定买一双当地特色的鞋子。然而，也许是英语蹩脚的关系，商户老板竟然给我拿来了某品牌运动鞋。老板还不断强调“Made in China”和“价格实惠”。仔细一看，确实产自中国广东清远。
来到印度的几天，恰逢印度央行[微博]——印度储备银行宣布升息的日子。就职于当地媒体的Chanda女士通过翻译与我交流时，将这次行动理解为“不仅是印度政府抵抗通胀的信号”，还可以“通过加息，以减少在贸易领域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过度依赖”。
思来想去，逻辑不通，但还是能感觉到她对“中国制造”的警惕。其实，不用Chanda说，在贸易领域，印度对中国的电力设备、光伏产品等都进行过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我当时还很想对Chanda说，“我现在脚上穿的就是印度卖的‘中国制造’的鞋子。”最后，这句话还是憋在了心里。
不仅是加息问题，Chanda非常关注中国钢铁产业的情况。她问我“中国为什么要治理钢铁行业的产能过誓芷鸬阶饔寐穑课裁匆谡饷炊嗵笫俊痹谖乙灰换卮鹆酥螅康鳌坝《纫惨⒄垢痔幸怠保⑾Ｍ爸泄苌俳谝恍┯《鹊奶笫薄Ｔ谥泄《�58%品位的粉矿一度是港口的标杆产品之一，后来，随着印度不断加大铁矿石的出口关税，现在，中国确实少进口了很多印度产的铁矿石。
后来在和一位同样去过印度的朋友交流时，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了她。她嗤之一笑，“Chanda这么说已经算比较客气了。其实，这么多年来，不了解中国的印度或许在盘算中国还落后印度多少年。”
但也许，没必要纠结两国认识上的差别。因为，拿数据说话，中国和印度在贸易上早已离不开对方。不夸张地说，“中国已成为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印度也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几年前，印度经济学家杰伦·兰密施曾介绍了“Chindia”一词：中国与印度是一个经济整体，是超越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学术概念，且未来50年，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就是中国和印度。或许，乐观的人士会更接受这样的说法，而不是只看到中印两国在军事、经济、地理区域上的小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