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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行旅】
巴士底狱早已进入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因此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但是法国人似乎已把它忘却了，Bastile这个字首先让他们联想到的是巴士底广场，这里是地铁的一个交叉点，著名的巴黎歌剧院就坐落在此，它的另一头是一条通向塞纳河的小河，岸上有一段供人晒日光浴的堤岸，尽管西方人不大爱看热闹，但仍有许多匆匆而过的路人停下脚步来瞧
一瞧裸露着上身的男女。
再往前，就是巴黎
再往前，就是雨果、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的巴黎，也是肖邦、德彪西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巴黎，是毕卡索、马蒂斯和阿波利奈尔的巴黎，也是帕斯卡尔、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的巴黎。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少男少女时代起就梦萦魂绕的巴黎，也是父亲母亲们从来不曾向往过的巴黎。
下午五点，我正陷入沉思默想，里昂车站到了，这是巴黎六个车站之一，专门始发法国南方和瑞士、意大利方向的火车。我为没有好好体会进入巴黎的感觉而懊悔。记得我第一次（坐灰狗）到达纽约时兴奋异常，地貌的变化预示着一座世界性的大都会的临近。我的邻座，一名刚刚从土伦（法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度假回来的电器工程师，把我领到一座电话亭旁边，并借给我一张磁卡。
我给上海来的诗人宋琳拨电话，真是太巧了，他当天中午刚刚出院，十天前，他因为患阑尾炎开了刀。怪不得我在巴塞罗那时打电话总没人接。在来欧洲以前，我收到另一位从上海来巴黎念书的小说家南方的信，他于月初返回中国了。这样宋琳就是我在巴黎惟一的友人了，一个小时以后，巴黎四通八达的地铁已经把我带到他家的客厅了。
我和宋琳仅有的一次晤面是在1991年春天，黄浦江畔的海鸥饭店，几乎全上海的诗人都在场。我对他的好人缘此后才充分了解，我们在巴黎和杭州频频相见。
“法国人就像数学家一样……”
我住的旅馆位于夏尔·波德莱尔街。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摇篮和圣地，以作家和艺术家命名的街道很多，著名的有维克多·雨果大道、笛卡尔大街、伏尔泰街、帕斯卡尔街、爱密尔·左拉街和莫扎特街等等，至于纪念馆就多了，可是出现在我的导游手册上的仅有四家，即巴尔扎克、雨果、罗丹和毕卡索。德拉克罗瓦的头像出现在面值100法郎的纸币上。另外还有诸如瓦雷里中学、克洛岱尔中学。
波德莱尔街的一侧是街区的儿童乐园，另一侧是住宅，底层是一些小商店，我试图寻找这里与《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作者的一点联系，但没有成功。倒是瓦尔特·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书中的一节《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里为我们指出：“百货商店利用游手好闲者销售货物，百货商店是对游手好闲者最后的打击。”
巴黎的交通真是方便，从波德莱尔街到圣母院只需十分钟。圣母院因维克多·雨果闻名于世，维克多·雨果也因圣母院而在众多的巴黎文人中独领风骚。虽然如此，他却难以与莎士比亚、歌德、但丁、塞万提斯在各自国家和语种里的地位匹敌。毫无疑问，莎士比亚和牛顿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人，类似的评选在法国却很难进行。
可是，法国人完全不必为此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们以其独到的无法模仿的风格向全人类贡献出了巴黎，这是意志坚毅、精明强干、富于思辩的德国人无法做到的。正如法国旅行社的广告词中所说的，“巴黎——至少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圣母院位于塞纳河的小岛cite（意为城市）之上，这里是巴黎的发祥地，加上与之相邻的圣路易岛，共有十四座桥和两岸连结（不知是否与路易十四有关）。
cite地处巴黎市中心，是游人和街头艺术家汇聚的地方。最初的也是最美丽的。圣母院的钟声听起来像是巴黎的心脏在跳动。我翻开一幅巴黎地图，市内二十个区不仅用阿拉伯数字直接命名，其位置也完全依照平面几何学里著名的双曲螺线分布。
如此一来，人们就不难理解，巴黎有一百多处街道、广场和车站以数学家的名字命名。我曾经在一本数学家的传记里读到，有人在巴黎问当地人：为什么贵国历史上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数学家呢？答曰：我们最优秀的人学数学。歌德在谈到法国人的个性时曾戏言的：“法国人就像数学家一样，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能把它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并且立刻成为全新的东西。”
毕加索与街头画家
巴士底狱早已进入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因此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但是法国人似乎已把它忘却了，Bastile这个字首先让他们联想到的是巴士底广场，这里是地铁的一个交叉点，著名的巴黎歌剧院就坐落在此，它的另一头是一条通向塞纳河的小河，岸上有一段供人晒日光浴的堤岸，尽管西方人不大爱看热闹，但仍有许多匆匆而过的路人停下脚步来瞧一瞧裸露着上身的男女。
事实上，来这儿的人大都是单身游客，间或会有相邻的异性坐起来面对面谈天，他们目光坦然，谈吐自若，不一会儿就拍拍屁股各走各的路。相比之下，卢森堡公园是情侣和一家人休息的好场所，绿荫溶溶的，到处都是靠椅。有点像纽约的中央公园，只是规模上略小了点。几年以后，巴黎市政府想出一个高招，把真沙子运来，铺设在塞纳河两岸，让没钱没时间的人也享受海边度假的滋味。
都说巴黎女人漂亮，但是走在街上，你无法区分谁是巴黎人，因为游客实在太多了。倒是在巴塞罗那时，Juin认为西班牙女子更好看。我没有比较分析，也就没有发言权，但我想我能分辨出西班牙人，典型的西班牙男人都有点像毕加索那样矮小、结实，而女子则白净、苗条，可不像网球明星桑切斯。更容易辨认的是美国人，无论男女都是皮肤红润，富有朝气。
美国人喜欢运动，大多数人都属于某一健身俱乐部的成员，一些棒球、橄榄球和篮球明星被视为国家英雄。由于一百多年来他们的国土上没有发生过战争，美国人看上去多少都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的这个观点连我的几位美国朋友都接受了，或许，这是发达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
我从街头的一位兜售者那里购买了一套风景明信片，封面上印着巴黎的五处名胜，其中四个大名鼎鼎：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圣母院和卢孚尔宫，只有圣心大教堂（又名白教堂）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今天我来参观只是因为圣心位于蒙马尔特山上，我意外地发现在教堂的后面聚集着巴黎最多的街头画家，至少有两百多个人在这里摆摊画画，他们有自知之明，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
我和一位上海来的中年人聊了起来，他来巴黎八年了，居然说还没赚到足够的钱把家人接出来。巴黎的物价实在贵了些，房租几乎和东京不相上下。下得山来，蒙马尔特这个七十年前云集了全世界几乎所有最优秀的艺术家的街区，遗迹荡然无存，只是在卖纪念品的小店里你才能找到一些怀旧的东西，一张半个巴掌大的兰波头像索价12法朗，一片印着马蒂斯画作的发夹要价30法朗。
最后一班地铁
几乎每天晚上十点半左右，我从塞纳河边的某个地方出发，乘地铁来到LesHalles车站，在宋琳家稍息并聊上一个小时。通常他会预先泡好一壶福建茶，我们每次谈得很融洽，都是些比较严肃的话题。有时，我觉得饿了，就在他家烧上一碗方便面，也是中国带来的，我从来没感觉方便面有这么好吃过。十二点一过，我就动身告别。
我住的地方虽然离宋琳家不远，却需要换两次地铁，巴黎最后一班地铁通常是在子夜半时，周末推迟到一点。我非常幸运，每次都赶上末班车。（有一回我的两位瑞典室友误了点，当他们步行回到旅馆时，已经深夜三点多了）这时候也是地铁的高峰期，据说逃票率比平时高出四、五倍，超过了半数。
这一点毫不希奇，巴黎自由散漫的气氛很容易让人学着这么做，即使是不逃票的中年妇女，也会乐于帮助素不相识的青年人通过无人检票的入口处的，而附近售票处工作人员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我看来，这正是巴黎吸引游客的一招，由于人类固有的恶俗心态，他们在机票、食宿和购物方面大大破费以后，从夜晚的酒吧醉饮一番归来，为讨得一点小便宜兴高彩烈。
我常常回忆起八十年代初那部由弗朗索瓦·特吕弗执导、大鼻子德帕迪尔和卡特琳娜·德纳芙主演的电影《最后一班地铁》，故事讲的是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下的巴黎，由于实行宵禁，去剧院消磨时光的人们必须乘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战争是容易让人疯狂的，也让感情变得粗糙，急急忙忙中有人爱上了她不爱的人，也有人爱不了她爱的人。
当我初到巴塞罗那，兰伯特街上的露天咖啡座着实让我迷恋，那种悠然自得、无拘无束、喧哗而宁静的氛围是多么令人陶醉啊。直到我来到巴黎，我发现这儿才是咖啡馆的天堂，真是街头巷尾遍地都是。巴黎人几乎每天都要在咖啡馆里泡上几个小时。特别是在夏天，巴黎的纬度接近50度，晚上十一点钟还远远算不上入夜。
当然，咖啡并不是咖啡座的惟一饮品，啤酒和水才是巴黎人的宠物。出乎我的意料，巴黎的水贵于啤酒，尤其是在饭店里面，一瓶普通的矿泉水卖到了15法朗，相当于两瓶啤酒的价钱。巴黎人酷爱户外，饭店里的露天空座往往比室内的更难寻觅。只是看得多了，也会使人产生别的想法。
半个世纪以前，墨西哥诗人帕斯在和美国前辈弗罗斯特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每天下午你都看见他们完全静止，在路边或在进城的入口处”。这种情景至今依然可见，对此我也记忆犹新。只是，那些路边无所事事的墨西哥人与露天咖啡座上侃侃而谈的巴黎人难道没有相似之处吗？反正我把他们联想在了一块。
作者:蔡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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